唐
618—907 · 二百八十九年
唐朝之所以值得单独拆开看，是因为国学的十个门类里，有七个是在这两百八十九年里定型的。
把十卷横过来切一刀，唐是切口最厚的一层：律诗在这里定谱，楷书在这里立法，山水画在这里分出青绿与水墨两路，茶在这里第一次有了专著，星官在这里被《步天歌》唱成歌诀，襦裙与圆领袍在这里定下男女两套常服的样子，十部乐在这里把半个亚洲的音乐并置到同一个宫廷里。这不是巧合——一个长期统一、财政充裕、科举取士、且对外来事物近乎不设防的王朝，正好提供了让各门技艺同时成熟的条件。下面先看它的骨架（城、制度、经济），再看这十卷在唐代各自长成了什么样子。
这些不是国学的门类，但十个门类都长在上面
城、制度、钱粮与社会。唐代的每一门技艺，往前追一步几乎都会撞上这四块中的某一块——所以先把它们摊开，后面读十卷时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
长安
先看这座城——唐代的制度、生活与大半首诗，都装在这张图和这两条里。 共 2 条。
一坊市与宵禁——长安城是怎么运转的
长安是一座被严格管理的城市。全城以朱雀大街为轴分东西，各辖五十四坊（连东西二市共一百一十区，习称一百零八坊），坊有坊墙坊门，商业只准在东西二市之内进行，且限定午时击鼓开市、日落前击钲闭市。入夜后街鼓八百声，坊门与城门俱闭，街上除有公务者一律禁行，犯者笞二十，称"犯夜"。这套制度把城市生活牢牢锁在格子里，也解释了唐诗里为什么"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能听得那么清楚——夜里街上本来就没人。
两市的分工东市近皇城与高官宅第，所售多为京中士族所需的精细货品，"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邻近开远门与丝路入口，胡商辐辏，珠宝、香料、药材、酒肆与波斯邸集中于此，"买东西"一词的来历虽为后世附会，但两市分工确实如此。
坊的内部大坊设十字街、小坊设横街，坊内再分曲。三品以上官员方可在坊墙上直接开门向街，其余人家只能由坊门出入——连开门朝哪都是等级的一部分。寺观、官署、宅第、酒肆混居于坊内，与今天功能分区的城市完全不同。
宵禁与例外《唐律疏议》专设"犯夜"条。唯一的合法例外是上元三夜（正月十四至十六）"金吾不禁"，全城张灯、彻夜游赏，这就是"东风夜放花千树"式描写的制度背景；另外婚丧、疾病、公务可持牒夜行。
制度的松动中唐以后坊墙屡有侵街，夜市在扬州、汴州等商业城市先行出现，"夜市千灯照碧云"写的是扬州而非长安。坊市制到北宋才被彻底废除，《清明上河图》里那种沿街开铺的景象，在唐代长安是违法的。
二唐人的一天——衣食住行与时间
唐人按十二时辰生活，五更三点（约凌晨四点）街鼓响、坊门开，官员须在卯时（五至七点）前赶到皇城点卯；一日两餐，朝食在辰时、夕食在申时；日落前街鼓再响，坊门闭，全城回到各自的格子里。坐的方式正在改变：席地跪坐仍是正式场合的礼，但胡床、绳床（有靠背的椅）已进入日常，桌椅与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正是在唐代完成过渡的。
吃什么主食北方为饼（蒸饼、胡饼、汤饼即面条）、南方为饭；肉以羊为贵，猪次之，牛因耕作而禁宰；乳酪、酥、醍醐等乳制品因胡风而流行。调味无辣椒（明代方入），辛味靠茱萸、姜、蒜、芥。饮酒以米酒为主，度数低，故"会须一饮三百杯"并非全然夸张。
住什么以木构院落为主，正房坐北朝南，三品以上方可造乌头门、门屋五间，五品以上三间——连门开几间都有规定。室内由席地铺陈转向使用高足家具，屏风、帷帐是分隔空间的主要手段。
行什么士人出行乘马，妇女亦骑马出游且可着男装、戴幂䍦或胡帽；牛车多用于载物与女眷，驴则是长安城内最普遍的代步工具，白居易"晚来天欲雪"式的日常往来多赖于此。驿传三十里一驿，全国一千六百余所，"一骑红尘妃子笑"走的就是这套系统。
怎么计时昼夜分十二时辰，夜间另分五更。宫中以漏刻报时，城中以街鼓传递——晨鼓八百声开坊门，暮鼓八百声闭坊门，"六街鼓歇行人绝"说的就是这一刻。时间在唐代是被公开敲出来的，不是各人自看的。
谁在统治，怎么统治
官制、选官、法典、兵制、边疆，以及安史之乱后那三重解不开的困局。 共 7 条。
一三省六部与官阶——读懂诗文里的官职
唐代中枢是三省：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即宰相，后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衔入相，宰相遂成集体。地方则是州（府）—县两级，另设道为监察区。理解这套架构，唐人诗文里那些"左拾遗""校书郎""江州司马""监察御史"才有着落——它们不只是官名，还标着这个人当时的品级、处境与心情。
三省的分工中书省草诏（中书舍人掌之），门下省审议封驳（给事中掌之），尚书省承而行之。一道诏令须经三省会签方为合法，这是中国古代分权制衡最成熟的一次设计；唐后期政务重心移向翰林学士与枢密使，三省制遂渐成虚文。
几个常见官名左拾遗、右补阙为谏官，从八品上至从七品上，官小而近天子——杜甫曾任左拾遗，白居易曾任左拾遗；校书郎、正字为秘书省九品小官，却是清要起家之职，白居易、元稹皆由此入仕；司马为州之佐官，中唐以后多用以安置贬官，故"江州司马青衫湿"里的司马是闲职而非美差。
职事官、散官与勋爵职事官是实职，散官（如朝议郎、银青光禄大夫）标品阶与俸禄，勋官（如上柱国）酬军功，爵（公侯伯子男）多为虚封。一个人的完整头衔往往四者俱全，读碑志时须分清哪一个才是他实际在做的事。
贬谪的地理贬官去向大体循两条线：一为岭南（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一为湘楚巴蜀（刘禹锡贬朗州、白居易贬江州）。贬所越远、职务越闲，心境越苦，但唐代最好的山水游记与感怀诗，也大多写在这些地方。
二科举与士人的一生——从行卷到雁塔题名
唐代科举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其中进士科最难也最贵。"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明经考帖经墨义，背书即可；进士要考诗赋策论，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登第者常被举国瞩目。但唐代并不糊名誊录，考官可以参考举子的社会声望，于是催生出"行卷"：考前把自己的诗文写成卷轴投献权贵名流，求其向主司延誉。唐诗之所以在数量与流通上如此繁盛，与这套制度有直接关系——写诗是一门实实在在的进身技术。
行卷与温卷初次投献称行卷，隔些时日再投称温卷。白居易初到长安以诗谒顾况，顾况调侃"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这段记载正是行卷制度的现场。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画眉深浅入时无"亦是温卷之作。
放榜与三宴放榜在春，故称"春榜"；及第者先赴曲江"闻喜宴"（又称曲江宴），再有杏园探花宴，由两名最年少者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折花，最后于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称"雁塔题名"。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正是这一天。
及第之后进士及第只是取得出身，还须经吏部"释褐试"（身、言、书、判四项）方能授官，常需等待数年。韩愈三试于吏部不入，十年犹布衣；所以唐诗里大量的落第诗、干谒诗与宦游诗，都是这套流程的副产品。
座主与门生主考官称"座主"，及第者称"门生"，同榜称"同年"。这三重关系构成终身的政治网络，也是中晚唐牛李党争的组织基础——科举在打开寒门上升通道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派系。
三律令格式——《唐律疏议》与中华法系
唐代法律分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令是制度规章（官制、田制、赋役、丧葬皆在其中），格是历年敕令的汇编，式是各官署的办事细则。永徽四年（653）长孙无忌等奉诏为《永徽律》逐条作"疏"，成《唐律疏议》三十卷五百零二条，疏文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是中华法系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也是唐代所有制度的底本——前面说的坊市、宵禁、服色、丧服，最终都能在这四种文书里找到条文。
律令格式的分工《唐六典》："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违令、违式者按律科罪，四者构成一个闭环。今天《唐律疏议》完整传世，而唐令大多亡佚，近年学者靠日本《养老令》与敦煌吐鲁番文书反推，才部分复原了唐令。
十恶与八议"十恶"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者不得依常法减免，"十恶不赦"一语即出于此；"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则为贵族官僚保留了减免通道。一部法典里同时写着最严的底线与最宽的特权，这正是唐律的性格。
疏议的意义律文简省，同一条可有多种理解。疏议逐条设问作答（"问曰……答曰……"），把立法意图、适用范围与疑难情形一一说清，使全国判案有了统一标准。这种"法条＋官方解释"的体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属早出。
东亚法律共同体日本《大宝律令》（701）、《养老律令》（757）几乎照搬唐律；朝鲜半岛的《高丽律》、越南李朝《刑书》同样以之为本。唐律因此被视为东亚法律共同体的源头，其影响的持续时间比唐朝本身长得多。
四府兵、募兵与节度使——兵制怎么把唐朝拖垮
唐前期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士兵平时务农、轮番宿卫，自备资装弓刀，折冲府共六百三十四个，其中关中一带占二百六十一个，"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中央在军力上牢牢压住地方。但府兵的前提是均田——有田才养得起兵。开元以后田尽兵逃，府兵崩坏，改行募兵；边地又设十节度使，拥兵四十九万，而中央禁军不过八万。外重内轻的局面，是一步一步被制度本身推出来的。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兵员二十岁入军、六十免役，轮番赴京宿卫称"番上"，战时出征、事毕归农。兵将不相统属——将不专兵，是府兵制最要紧的设计。
府兵的崩坏土地兼并使士兵无田可耕，边防日久而番期一再延长，有去不复返者；"侍官"一词由荣衔沦为骂人的话。天宝八载（749）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名存实亡。
十节度使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与岭南五府经略。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权于一身，安禄山一人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手握十八万余兵——超过中央禁军两倍。
募兵的后果募来的"长征健儿"长期戍边、以军为家，只认将帅不认朝廷。兵制从"将不专兵"走到"兵为将有"，中间不过五十年。
五安史之乱——把唐朝劈成两半的八年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范阳，次年破潼关、陷长安，玄宗奔蜀，马嵬驿兵变杀杨国忠、缢杨贵妃。乱事延至广德元年（763）方平，历时七年又两个月。它的后果远不止一次内战：户口从天宝十三载的约五千二百万骤降到乾元三年的约一千七百万（在籍数），均田制瓦解、租庸调无从征收，藩镇与宦官两大痼疾自此定型。更要紧的是心理上的断裂——盛唐那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底气，此后再没有回来过。
为什么会发生玄宗后期于边地设十节度使，拥兵四十九万，而中央禁军不过八万，外重内轻；安禄山一人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又使士卒只知将帅不知朝廷，制度上的隐患早已埋下。
对文学的冲击杜甫的"三吏三别"、《春望》《北征》皆作于乱中，诗风由开阔转为沉郁；王维被俘授伪职，事后几乎丧命；李白因入永王幕被流夜郎。盛唐诗人几乎无人幸免，中唐诗的写实转向由此而来。
制度上的后果为平叛而广置节度使，事定不撤，河朔三镇长期自署官吏、不输贡赋；宦官因护驾之功掌神策军，自此握有废立之权。两税法（780）正是为应对财政崩溃而生——盛世的账，是在乱后才结的。
文化重心南移中原残破，士人大批南迁，江淮成为财赋与文化的双重命脉。中晚唐的诗人多在江南活动，茶的普及、禅宗的兴盛、雕版印刷的最早实例，也都出在南方——唐宋之间那次重心南移，起点就在这八年。
六藩镇、宦官与党争——中晚唐的三重困局
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四十四年，唐朝的政治被三件事缠住：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三者互相缠绕——皇帝靠宦官掌禁军来制衡藩镇，朝臣又因对藩镇的主战主和而分党，而宦官的废立之权又使党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宫内。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并未因此立即崩溃：河朔三镇虽不输贡赋，东南财赋区始终在中央手里，唐因此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
藩镇并非全部割据。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自署官吏、税收自留、节度使父死子继，是真正的独立王国；中原藩镇为防遏型，东南藩镇则是财赋来源，仍听朝命。所以"藩镇割据"其实只是局部——理解这一点，才明白唐朝何以能撑到907年。
宦官肃宗时李辅国以护驾之功掌权，德宗设护军中尉，神策军自此归宦官统领。自穆宗以下八位皇帝，有七位由宦官拥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文宗联合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事败，是为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朝臣被杀千余人。
牛李党争牛僧孺、李宗闵一派与李德裕一派相争约四十年，分歧涉及科举取士（进士科与门荫）、对藩镇的战和、对佛教的态度。文宗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党争使中晚唐的每一项政策都难以延续超过一朝。
两次反弹永贞元年（805）王叔文、王伾与柳宗元、刘禹锡等推行革新，抑宦官、罢宫市、免苛敛，百余日而败，八人远贬，史称"二王八司马"；宪宗元和年间削藩略有成效，元和十二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吴元济，史称"元和中兴"——但宪宗随即死于宦官，中兴仅十余年。
七羁縻与天可汗——唐代怎么统治边疆
唐代对边疆不派流官、不改风俗，而行"羁縻"：在归附的部族地区设都督府、州，以其首领世袭为都督、刺史，内部事务自治，只需朝贡、听征调。高峰时羁縻府州达八百五十六个，另设六大都护府统辖。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后，西北诸部君长共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帝自此有了双重身份：对内是皇帝，对外是草原共主。这套弹性极大的制度，是唐代疆域能达到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关键。
六都护府安西（西域）、北庭（天山以北）、安北（漠北）、单于（漠南）、安东（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安南（今越南北部）。都护府是军政监护机构而非直辖行政区，"抚慰诸蕃，辑宁外寇"，与羁縻府州构成两层结构。
"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太宗处置突厥降众时定下的方针：不打散部落、不强改风俗、不征赋税。与汉代的郡县化、明清的改土归流都不同，唐代选择了成本最低也最脆弱的一种——它依赖的是中央的威望，威望一失，羁縻立刻瓦解。
天可汗《资治通鉴》记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太宗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皆呼万岁。此后唐帝致西北君长的玺书皆署"天可汗"。太宗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和亲与会盟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641）入吐蕃，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继之；长庆元年至二年唐蕃会盟，立《唐蕃会盟碑》于拉萨大昭寺前，碑文汉藏双语，"患难相恤，暴掠不作"，至今仍立在原地，是唐代边疆政策最后的实物见证。
钱从哪来，粮从哪来
田制赋税、货币、漕运、专卖、商业与户口——十个门类的盛衰，最后都落在这几笔账上。 共 6 条。
一均田、租庸调与两税法——盛衰的经济底账
唐前期的财政建立在均田制上：国家按丁授田（丁男百亩，其中口分田八十亩身死还官、永业田二十亩可传），再据丁身征租（粟）、庸（力役或代役绢）、调（绢绵麻布），同时以府兵制"寓兵于农"。这套制度的前提是国家手里有足够的无主荒地可授，并且户籍清楚。人口增长与土地兼并一旦超过临界点，前提就不成立了。安史之乱把这个过程一次性引爆，建中元年（780）的两税法是被迫的重写。
均田与府兵均田使国家直接面对每一个丁男，府兵制则让士兵自备资装、轮番宿卫，"折冲府"多设于关中以拱卫京师。二者互为表里，是唐前期国力的底座；开元以后田尽而兵无所资，府兵制崩坏，改行募兵，边将得以长期统领同一支部队——安史之乱的种子在此。
租庸调的逻辑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加五分之一）、役二十日，不役则每日折绢三尺，是为庸。"庸"允许以绢代役，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大进步，使农民得以留在土地上；但整套制度只认丁不认产，富者与贫者纳一样的税。
两税法杨炎主持，要点有四：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秋两征。它承认了土地兼并的既成事实，把征税对象从"人"改为"资产"，此后一千年的赋税制度大体沿此方向走。
钱重物轻的后遗症两税折钱征收，而唐代铜钱产量有限，致使钱贵物贱、农民实际负担逐年加重，陆贽曾上疏力陈其弊。此外盐铁专卖（刘晏改革）成为中晚唐最重要的财源，一度占到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
二货币——开元通宝与"钱重物轻"
武德四年（621）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十枚重一两。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根本改制：钱币从此不再以重量为名（半两、五铢），改用"通宝""元宝"之类的宝文，此制沿用一千三百年直到清末；十钱一两的进位，也是后来"钱"成为重量单位的由来。但唐代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铜不够。钱荒贯穿中后期，两税折钱征收之后，钱贵物贱，农民的实际负担逐年加重。
开元通宝钱文传为欧阳询所书，隶书体，庄重匀停。"开元"非年号（玄宗开元年号在其后近百年），意为"开创新纪元"；因旋读误作"开通元宝"，遂有两种读法并行。其形制、重量与文字风格，为此后历代铜钱定下标准。
钱帛兼行唐代绢帛长期与铜钱并用为货币，大额交易、赏赐、赋税多用绢。《卖炭翁》"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宫市以绢充值，正是这套货币制度的日常面貌。
钱荒铜产量有限，而销钱铸器有利可图（铜器价高于铜钱），加之富户蓄钱不出，朝廷屡下"禁蓄钱""禁铸器"之令而无效。陆贽上疏力陈两税折钱之弊："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所定税额，罕有依行。"
飞钱宪宗时出现。商人在京师把铜钱交给诸道进奏院或富家，取得一半凭券，到地方合券取钱，"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是中国最早的汇兑制度，比宋代交子早约二百年。
三漕运——长安的命脉
长安地处关中，"地狭人众"，本地粮食养不活一座百万人口的都城加上庞大的官僚与禁军，必须靠东南漕运。粮船自江淮入汴水、经黄河、再溯渭水入长安，中途要过三门峡的险滩。漕运一断，皇帝就得"就食洛阳"——高宗、武则天、玄宗多次率百官东幸，说白了是去就近吃饭，时人称之为"逐粮天子"。
三门峡之险黄河中流的砥柱把河道分为人门、神门、鬼门，漕船覆没者十之七八。开元二十二年（734）裴耀卿改"直达"为"转般法"：沿途置河阴、柏崖、集津、盐仓诸仓，分段接运，各段用熟悉本段水情的船与人，三年运米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缗。
刘晏的改革代宗时刘晏进一步细化："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每段各有专船专人；又官造漕船、雇佣舟工而非征发民夫，岁运一百一十万石至长安，"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溺者"。
逐粮天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七次就食洛阳；武则天长期居洛并改洛阳为神都；玄宗开元年间亦五次东幸。一座都城的选址与一条运河的通塞，直接决定了皇帝住在哪里。
漕运与国运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出奔奉天，长安粮尽；贞元二年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德宗喜谓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一个王朝的存续，有时就系在几船米上。
四榷盐与刘晏——安史之乱后靠什么活
安史之乱后户籍崩坏、租庸调收不上来，唐朝的财政靠什么撑住？靠盐。乾元元年（758）第五琦创榷盐法，官收官卖，由官府一手包办产、运、销；刘晏接手后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只在产盐地设盐官收购、加价转卖给商人，此后不再插手。这样既省掉了庞大的行政成本，又让盐能流到最偏远的地方。盐利从每年四十万缗增至六百余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两种思路第五琦的办法是全链条国营，机构臃肿、成本极高、偏远地区盐价反而暴涨；刘晏只控制最窄的那个环节（产地收购），把运销交给商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这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里最见识的一次设计。
常平盐在商人不愿去的边远地区，官府储盐，盐商不至则减价出售，以平抑盐价。既保证了偏远地区吃得上盐，又不必全面国营。
巡院与信息刘晏设巡院十三处，选廉勤士人为驿吏，以驿传递各地物价，"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他据此判断丰歉、调剂有无，"知天下之盈虚"——一套以信息为基础的财政管理。
反噬盐价高涨（每斗由十钱涨至三百七十钱）催生私盐，贩私者结伙持械，官府镇压，遂成武装。王仙芝、黄巢皆为私盐贩出身——唐朝最终被自己的财政支柱反噬。
五市、邸店与商人
唐代的商业被关在东西两市之内，但市的内部相当发达。东市"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胡商辐辏。商人有同业组织"行"，有兼作货栈与客舍的"邸店"，有代客保管钱财并可凭帖支取的"柜坊"，还有跨地汇兑的"飞钱"。中唐以后坊墙开始被侵占，夜市先在扬州、汴州出现——"夜市千灯照碧云"写的是扬州而非长安，因为长安到唐末仍在严格宵禁。
行同业商铺集中经营并结成组织，设"行头"，负责评定物价、承担官府和市与摊派。东市二百二十行，有肉行、鱼行、绢行、药行、铁行、金银行等，行会制度自此定型。
邸店与柜坊邸店兼货栈、客舍与交易场所三重功能，官僚富室多有经营，利息极厚；柜坊收受寄存钱帛并出具凭帖，客户可凭帖或信物支取，被视为中国早期银行的雏形。
市的管理设市令、市丞，掌平准与度量衡；午时击鼓三百下开市，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闭市；每旬评定一次物价（"旬估"），上下三等，官府采买与折纳皆依此。
扬州与广州"扬一益二"——扬州居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盐、茶、珠宝与波斯胡商云集，富甲天下；广州设市舶使（唐代已有，是中国最早的海关性质机构），阿拉伯、波斯商人聚居于"蕃坊"，自选蕃长管理。海上贸易在唐后期逐渐取代陆上丝路。
六户口与土地——数字里的断裂
唐代留下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批户口数字，也留下了最触目的一次断裂。天宝十三载（754）在籍九百零六万余户、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余口，是唐代顶峰；乾元三年（760）只剩一百九十三万余户、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余口。六年之内户口少了八成——但这并不是死了三千多万人，而是户籍系统整体崩溃：人还在，国家找不到他们了。正是这个数字的断裂，逼出了二十年后的两税法。
在籍与实际唐代户口数字统计的是"在籍"户口，不含逃户、客户、隐漏人口与不课户中的大量特权阶层。安史之乱后藩镇不上计帐，朝廷的统计范围随之萎缩——数字反映的是国家的控制力，而不只是人口。
括户开元年间宇文融主持括户，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短期内大幅增收，但因扰民而争议极大，张说等力斥其非。括户治标不治本——只要土地兼并不停，逃户就会不断再生。
均田为何难行口分田身死还官、永业田可传可卖，而赐田、职分田、公廨田、寺观田大量存在；狭乡授田常不足额。均田制在实际操作中从未真正彻底实行过，它更像是一套理想的登记框架。
唯一的实证敦煌与吐鲁番出土的手实（户主自报）、计帐（预算）、差科簿（力役分配）、给田文书，是了解均田制实际运作的唯一一手材料。这些文书显示：应授田与实授田之间的差距常常极大。
人怎么生活，知识怎么流动
外来者、三教、书籍与艺术的生产机制——离十个门类最近的一层背景。 共 4 条。
一丝路与胡风——长安的外来者
唐代长安常住的外国人以万计：粟特商人、波斯王族、大食使节、新罗与日本的留学生僧、天竺译经僧。鸿胪寺专管外宾，国子监接纳外国生徒，科举另设"宾贡进士"。外来事物进入生活的深度远超想象——胡服、胡帽、胡食（胡饼、毕罗）、胡乐、胡旋舞、葡萄酒、折叠胡床（椅子的前身，中国人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即始于此）。"胡"在唐代不是贬词，而是时髦的同义语。
粟特人与九姓胡来自中亚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的粟特商人是丝路贸易的主力，以姓氏即可辨其来源；安禄山（安=布哈拉）与史思明皆粟特裔。他们同时带来了祆教信仰与胡旋、胡腾等舞蹈。
三夷教祆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摩尼教并称三夷教，均在唐代取得合法地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781年立，明代出土）是基督教最早入华的实物见证；三教在会昌灭佛时一并受禁。
遣唐使与求法僧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十余次，阿倍仲麻吕（晁衡）留唐五十余年官至秘书监，与李白、王维交谊甚笃；空海、最澄分别自青龙寺、天台山求法归国，开创真言宗与天台宗。鉴真六次东渡，把戒律、建筑、医药与书法一并带去奈良。
胡姬与酒肆西市与春明门一带多胡姬当垆的酒肆，李白"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写的就是这种场所。葡萄酒的酿法在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传入，此前中原只知饮而不知造。
二三教并行——佛、道、儒各自的位置
唐代是三教并存又互相角力的时期。皇室自认老子（李耳）之后，道教被列为三教之首，玄宗更设崇玄学、以《道德经》为科举科目；佛教则在社会层面影响最深，宗派林立、寺产庞大；儒学作为选官与礼制的基础从未动摇，却在思想上长期沉寂，直到韩愈提出"道统"才为宋代理学埋下伏笔。三者的消长，几乎每一次都由皇帝的态度与财政的需要决定。
佛教诸宗唐代八宗并立：玄奘创法相唯识宗、道宣创律宗、法藏创华严宗、善无畏与不空传密宗、智顗天台一脉延续、善导弘净土、慧能开禅宗南宗。其中禅宗与净土因不依经论、不赖寺产而流传最久。
禅宗南北之分五祖弘忍之后分为神秀北宗"渐修"与慧能南宗"顿悟"两系，神会于滑台定宗旨，南宗遂成正统。《坛经》是唯一由中国人所著而被称为"经"的佛典，"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即出于此。
道教与皇室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亲注《道德经》并于各州置玄元皇帝庙。外丹术在唐代极盛，太宗、宪宗、武宗、宣宗等数位皇帝死于服食丹药，这也促使中晚唐的修炼转向内丹。
会昌灭佛与韩愈武宗会昌年间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收良田数千万顷，根本动因是财政与土地而非教义之争。此前韩愈作《论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几遭杀身，其《原道》提出的"道统"说，是儒学重新夺回思想主导权的起点。
三写本、类书与雕版之始——唐代的书是什么样的
唐代绝大多数书仍是手抄的卷轴。一卷纸由若干张麻纸或楮纸粘接而成，长者数丈，卷于轴上、以帙包裹，"学富五车""汗牛充栋"说的都是这种体量。国家层面则大修类书与正史：《艺文类聚》《初学记》把典故按类排好供文人取用，八部正史修于唐初，"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成于此时。而真正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事发生在晚唐——雕版印刷开始用于民间的历书、佛经与字书，868年的《金刚经》印本是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实物。
写本的形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五万余件文书，绝大多数为唐五代写本，是研究唐代书籍形态最大宗的实物。卷轴之外，晚唐出现经折装与旋风装，是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态。
类书与文人的工具箱《艺文类聚》（624，欧阳询等）一百卷，《初学记》（玄宗命徐坚等编）三十卷，《白氏六帖》（白居易）皆为按主题编排的资料汇编。写诗要用典，典故从哪来？大半就从这里来——类书是唐代文人真正的案头工具。
史学的高峰唐初设史馆，官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加上私修的《南史》《北史》，"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成于唐；刘知几《史通》与杜佑《通典》则分别开创了史学理论与典章制度史两个门类。
雕版印刷的起点印刷术最早用于民间最需要复本的东西：历书、佛像、陀罗尼咒与蒙学字书。835年冯宿曾奏请禁止剑南、淮南道私印历日，说明此时民间印书已成规模；868年王玠刻《金刚经》则是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
四教坊、梨园与画直——唐代的艺术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唐代艺术的高产不是偶然，背后有一套专门的供养机制。音乐上，太常寺掌雅乐，教坊掌俗乐与歌舞百戏，梨园由玄宗亲自教习法曲；绘画上，宫廷设"画直"待诏，重大典礼、功臣图像、寺观壁画皆由其承担；书法上，弘文馆置书学博士教授贵胄子弟，欧阳询、虞世南皆曾任教。再加上寺观这个巨大的甲方——吴道子一生画壁三百余间，主要就在寺观——艺人第一次有了稳定的职业身份。
教坊与梨园玄宗开元二年置左右教坊于蓬莱宫侧，掌俳优杂技；又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于梨园亲自教授法曲，号"皇帝梨园弟子"。崔令钦《教坊记》记曲名三百二十五、艺人轶事若干，是唐代音乐机构最直接的记录。
坐部伎与立部伎宫廷燕乐分堂上坐奏的坐部伎与堂下立奏的立部伎，坐部伎人数少而技艺精，"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白居易《立部伎》即以此讽喻选材之弊。
寺观壁画长安诸寺是唐代最大的绘画现场。吴道子于兴善寺画中门内神、于景公寺画地狱变相，"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专设"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一卷，把这些作品逐一著录。
文献的自觉唐人开始系统地为艺术立传立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首提神妙能逸四品）、张怀瓘《书断》、孙过庭《书谱》、陆羽《茶经》、崔令钦《教坊记》——几乎每一门技艺都在唐代获得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
二百八十九年
政治、制度与文化三线并看——很多技艺的成熟期，正压在王朝的转折点上。
李渊称帝，定都长安
沿用隋大兴城为都，改名长安。城市格局、坊市制度与宵禁皆承隋制，唐只是把它用到了极致。
玄武门之变与贞观之治
太宗即位，行均田、租庸调，设三省六部，纳谏修史；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被尊为"天可汗"，唐的开放格局自此奠定。
玄奘西行与归国译经
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携回梵本657部，归国后于慈恩寺、玉华宫主持译经，译出75部1335卷，并口述《大唐西域记》。
始建大明宫
位于郭城东北龙首原，高宗以后成为主要听政之所，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殿依次排列，政治中心自太极宫北移。
《唐律疏议》颁行
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502条，影响及于日本《大宝律令》、朝鲜与越南，是东亚法律共同体的源头。
武周代唐
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周，大兴科举、重用寒门，殿试与武举皆始于此时；705年神龙政变，唐室复辟。
开元之治
玄宗用姚崇、宋璟，户口与仓廪俱盛，"小邑犹藏万家室"。这二十八年是唐代艺术产出最密集的一段时期。
一行测子午线，作《大衍历》
十二处同时测影，得出北极高差一度对应地表距离，是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实测；《大衍历》729年颁行。
李白供奉翰林
奉诏入京，三年即去。同期杜甫尚在漫游，二人于744年洛阳相遇，被闻一多称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
怛罗斯之战
唐军与大食战于中亚，败。被俘工匠中有造纸者，造纸术由此西传撒马尔罕、巴格达，再入欧洲，是技术史上的关键一役。
安史之乱
八年战乱使户口锐减、均田瓦解、藩镇割据成形。唐诗的气象由盛唐的开阔转为沉郁，杜甫"三吏三别"即作于此期。
两税法
杨炎改租庸调为两税，以资产而非丁身为征税依据，夏秋两征。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由"税人"转向"税产"的分水岭。
陆羽《茶经》成书
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同期常伯熊推广煎茶法，茶自此由南方饮品变为全国风尚，并开始大量输往边地。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刘禹锡、柳宗元参与的永贞革新百余日而败，二人远贬；宪宗削藩略有成效，白居易、元稹在此期倡新乐府。
会昌灭佛
武宗下令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佛教经济根基受创。此后禅宗因不依赖寺产而一枝独秀。
《金刚经》雕版印本
咸通九年王玠刻印，敦煌藏经洞出土（今藏大英图书馆），是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雕版印刷品，卷首扉画亦为最早的版画。
黄巢之乱
起义军两度攻入长安，"内库烧为锦绣灰"，士族谱牒与典籍大量散亡，唐代的文化积累在此遭到毁灭性打击。
朱温废哀帝，唐亡
五代十国开始。但唐代形成的科举、律令、诗律、楷法、茶事与乐制，几乎原样传给了宋，并未随王朝一同终结。
十个门类，一个朝代
下面十节对应十卷。每一节都是这一门在唐代的独立整理——总述、条目细说与专属的对照表；点每节左上角的卷数或右侧的「整卷」，可以跳到该门类贯通历代的那一卷。
唐代是中国天文学从"观象"走向"实测"的转折点——第一次有人跑到野外，用尺子去量天。
一僧一行与《大衍历》
一行俗名张遂，出身官宦而出家为僧，兼通佛学与历算，是唐代最重要的科学家。开元九年（721）因《麟德历》屡次推算日食失准，玄宗诏一行改历。他先与梁令瓒合作改造观测仪器，再组织全国性实测，最后据实测数据编成《大衍历》，开元十七年（729）颁行。此历行用近百年，并东传日本，是唐代最精密、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结构最完备的一部。
黄道游仪一行与梁令瓒于开元十一年造成。在传统浑仪上增设可沿赤道移动的黄道环，使黄道位置能随岁差调整——这是对"黄道恒定"这一旧假设的修正。凭此仪器，一行重新测定了二十八宿的距度，发现其数值与汉代记录已有明显出入，实际上观测到了恒星位置的长期变化。
水运浑天仪同期所造，以水力驱动铜制浑象昼夜旋转一周，另设两个木人，一个每刻自动击鼓、一个每辰自动撞钟。它既是天文演示仪，也是自动报时装置，被认为是机械钟表擒纵机构的早期雏形。
《大衍历》的创新其一，用"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计算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数学上超越了前代的等间距算法；其二，以定气（按太阳实际行度）而非平气推算日躔；其三，确立了历法的七篇体例（步中朔、步发敛、步日躔、步月离、步轨漏、步交会、步五星），此后历代历法大体沿用。
一行其人他同时是密宗高僧，从善无畏受法并译《大日经》、作《大日经疏》。开元十五年卒，年四十五，玄宗亲制碑文。一身兼佛学宗师与天文学家，这种组合在唐代并不罕见——天文与历算本就是寺院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二子午线实测——世界上最早的一次
开元十二年至十三年（724—725），一行主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子午线长度测量。太史监南宫说等人分赴全国十二处（南至安南都护府，北至铁勒回纥部）测量夏至日影与北极高度。其中河南平原上的滑州白马、汴州浚仪、许州扶沟、豫州上蔡四处大致位于同一条子午线上，实测得南北相距526里270步而北极高度差1.5度，折合北极高差一度约当地表351里80步。这个数值虽因唐里的换算而有偏差，但方法完全正确——它是用实测推翻了旧说。
推翻了什么此前流行"日影千里差一寸"之说（即南北相距千里，八尺表的正午影长差一寸），源自《周髀算经》并被视为定论。一行的实测直接否定了它，《旧唐书·天文志》记"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与旧说相差数倍。以实测校正经典，这在唐代是很新的做法。
测量的规模十二处测点包括安南（今越南）、朗州武陵、襄州、蔡州上蔡、许州扶沟、汴州浚仪、滑州白马、太原、蔚州横野军、铁勒回纥部等，南北跨越约三千八百里，是一次由国家组织、多点同时进行的科学观测，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没有同类先例。
比较的坐标阿拉伯天文学家马蒙于公元九世纪初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做过类似测量，比一行晚约八十年；欧洲的同类实测要到十七世纪才由斯涅尔完成。
副产品这次测量同时取得了各地的北极高度（即地理纬度）与昼夜漏刻长度，一行据之编成"九服晷影"表，使历法能为不同纬度的地区分别推算，这是中国历法第一次处理"地方差异"的问题。
三《步天歌》与敦煌星图
星官体系在唐代完成了两件事：一是被编成了人人能背的歌诀，二是被画成了可以携带的星图。隋末唐初王希明（号丹元子）作《步天歌》，把三国陈卓厘定的283星官、1464星改写成七言歌诀，按三垣二十八宿分为三十一段，"句中有图，言下见象"，读者可以边诵边认星。郑樵《通志》评其"一日而尽其状"，自此星官知识脱离史官垄断，成为读书人的常识。
歌诀的写法如角宿一段："两星南北正直着，中有平道上天田，总是黑星两相连"——把星的数目、相对位置、连缀形状都写进七言里，不需要图也能认星。全篇按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东方七宿、北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依次展开。
敦煌星图斯坦因自敦煌藏经洞所得（编号S.3326，今藏大英图书馆），绘制年代约在705—710年间。全卷以十二段横图加一幅紫微垣圆图，共绘1339颗星、257个星官，并用红、黑、黄三色区分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官。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以准确投影绘制的全天星图。
星图的投影法敦煌星图把赤道附近的天区按月份切成十二段平面展开、拱极区另作圆图，这种"横图加圆图"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是墨卡托投影与方位投影的雏形，比欧洲同类方法早了数百年。
其他星图此外还有敦煌《紫微垣星图》（P.3326）、吐鲁番出土的星占残卷，以及唐墓中大量绘于墓顶的星象图（如西安唐墓的二十八宿与日月图），说明星图在唐代已经进入了民间丧葬与日常信仰。
四天文机构、星占与外来天文学
唐代天文机构更名最频繁：初称太史局，隶秘书省；龙朔二年改浑天监，寻改秘书阁局；光宅元年改浑仪监；景龙二年复为太史局；乾元元年改司天台，脱离秘书省独立成署，设监一人、少监二人，下辖五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等职。它同时管三件事：观测天象、编订历法、报时。而观测的结果属于国家机密——"天文密奏"制度规定，天象异常只能由司天台直接密封上报皇帝，泄露者有罪。
李淳风太史令，兼数学家与星占家。注《九章算术》等十部算经（即"算经十书"），为国子监算学的标准教材；造浑天黄道仪；撰《乙巳占》十卷，是现存最完整的唐代星占著作，其中对风的分级（八级）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风力分级尝试之一。
瞿昙氏与印度天文学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譔三代世袭唐代天文官。瞿昙悉达奉敕编《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辑录了大量先唐星占文献（《甘石星经》的许多佚文赖此保存）；其中卷一〇四收入译自印度的《九执历》，带来了正弦函数表与十进位记数法，但因"其术繁碎"未被采用。
天文密奏《唐六典》规定司天台官员"不得与杂人交游"，观测所得的天象异常须"密封奏闻"。因为星象在分野体系中直接对应人间政治，一条彗孛出没的记录可能被解读为某地将有兵乱或某位大臣当死，所以它是政治情报而非公开知识。
历法的更替唐代先后行用过八部历法，更替频繁的原因正是实测与推算不断出现偏差——这种"不准就改"的压力，恰恰是唐代天文学进步的动力。
唐代历法一览
二百八十九年里改了八次历，改一次就是一次实测与推算的较劲。
| 历名 | 颁行 | 作者 | 要点 |
|---|---|---|---|
| 戊寅元历 | 619 | 傅仁均 | 唐第一部历，首用定朔，因争议大而屡有反复 |
| 麟德历 | 665 | 李淳风 | 废章蔗法、定总法1340，用定朔；行用六十余年 |
| 大衍历 | 729 | 僧一行 | 据全国实测编成，用二次差内插法与定气，体例七篇为后世所宗 |
| 五纪历 | 762 | 郭献之 | 大体沿用大衍历之法 |
| 正元历 | 784 | 徐承嗣 | 对五纪历作微调 |
| 观象历 | 807 | 徐昂 | 行用甚短 |
| 宣明历 | 822 | 徐昂 | 首创日食三差（气差、刻差、时差）；东传日本行用八百余年 |
| 崇玄历 | 893 | 边冈 | 晚唐最后一部，以三次函数式简化计算 |
唐代园林分三路走：皇家求宏大，文人求写意，寺观与曲江则第一次让园林变成公共的。
一辋川别业与文人园范式的确立
开元末年王维购得宋之问在蓝田辋川的旧墅，因地经营为二十景，与裴迪逐景唱和各赋五绝二十首，合为《辋川集》，又自绘《辋川图》于清源寺壁。这是中国园林史上最关键的一次事件：园、诗、画三者第一次由同一个人完成，园林从此不再只是可居可游的场所，而成为一种可以被书写、被观看、被反复重构的作品。此后一千年的文人园，都在这个范式之内。
二十景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每一景都以一草一木一水一石命名，不设人工的亭台楼阁作为主角——"因借"自然而非建造自然，是辋川最要紧的一点。
景与诗的互文"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辛夷坞）——诗不是在描写园，而是在为园指定一种观看方式。读过诗再看那一处景，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白居易庐山草堂元和十一年（816）江州司马任上所筑，自作《庐山草堂记》，详记选址（香炉峰北、遗爱寺西）、规制（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所见（春花、夏云、秋月、冬雪）与心境。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完整记录私园营建过程的散文。
李德裕平泉山居洛阳城外，以收藏天下奇石名木著称，自撰《平泉山居草木记》《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一一列出各地移来的松、桂、柏、石，并告诫子孙"鬻平泉者，非吾子孙也"。赏石与移植异地花木的风气，自此成为文人园的固定组成部分。
二皇家园林——因山就势与一池三山
唐代皇家园林的规模远超前代，但手法上出现了两个分支：一是继承汉代"一池三山"的池岛传统，如大明宫太液池中筑蓬莱山；二是"因山就势"，把整座山纳入园中，如骊山华清宫与麟游九成宫。前者是把仙境搬进园子，后者是把园子放进真山——后一种做法直接影响了后世的避暑山庄。
三苑与禁苑长安城北的禁苑（又称北苑）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面积远大于郭城本身，内有鱼藻宫、梨园、球场等；另有西内苑、东内苑，合称三苑。禁苑既是皇家游猎区，也是军事屏障与马球场。
大明宫太液池池中筑蓬莱山，周以廊庑，是"一池三山"格局在唐代的延续。池北为宫廷宴游之所，唐诗中的"太液池"多指此。兴庆宫的龙池则以沉香亭畔牡丹著称，李白《清平调》三首即作于此。
华清宫骊山北麓，以温泉为核心，依山建造宫殿楼阁，"缭墙环山"，把山体、泉眼与建筑组织为一个整体。1982年发掘出莲花汤、海棠汤等五处唐代汤池遗址，与《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完全对应。
九成宫隋仁寿宫改建，在麟游天台山，"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九成宫醴泉铭》），是唐代离宫中最能体现"因山就势"的一座；欧阳询所书的那通碑，正是为记此宫发现醴泉而立。
三曲江——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共园林
曲江位于长安城东南隅，本为隋代芙蓉园，唐代扩建后分为两部分：芙蓉园为皇家禁苑，曲江池及其周边的杏园、慈恩寺一带则对士庶开放。每逢上巳（三月三）、中和、重阳，倾城而出；春季新进士放榜后的闻喜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也都在这里。一座对公众开放、且与国家典礼绑定的大型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是唐代独有的现象。
曲江的规制池周约七里，西岸有紫云楼、彩霞亭，南岸为芙蓉园，北岸连慈恩寺与杏园。玄宗开元年间凿黄渠引义谷水入池，并于池西筑夹城复道，使皇帝可以从大明宫直抵曲江而不经市街。
曲江宴进士及第后的系列宴集，含闻喜宴、樱桃宴、月灯打球宴等，统称曲江宴。宴后于杏园推两名最年少者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折花，再赴慈恩寺塔下题名。孟郊"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就是这一天。
上巳与倾城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写的正是曲江上巳。此日皇帝赐宴、百官休沐、士庶游赏，曲江成为一年中阶层界限最模糊的场所。
毁于战乱安史之乱后曲江渐衰，杜甫《哀江头》"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即写乱后景象；黄巢之乱后彻底荒废。一座公共园林的兴衰，几乎与王朝同步。
四唐代造园的手法与观念
唐代造园还没有《园冶》那样的理论总结，但几项后世的核心手法已经成形：叠石开始被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引水成为大型园林的技术前提，花木配置讲究四时与题名，而"壶中天地""芥子纳须弥"这类从佛道观念中来的说法，则为"小中见大"提供了最初的思想依据。更关键的是，园林与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开始互相取法。
赏石之始李德裕平泉山居、牛僧孺归仁里宅都以藏石著称，白居易作《太湖石记》，记牛僧孺"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首次对太湖石作出品第（甲乙丙丁、上中下）。把一块石头当作艺术品来品评、著录、分级，是从唐人开始的。
引水与理水曲江引黄渠、华清宫引温泉、长安城内的龙首渠与永安渠为诸坊宅园供水。水源是唐代大型园林能否成立的前提，所以私家名园多集中在城东南（地势低、近水）与城外的樊川、辋川一带。
题名与文学化唐人开始给园中每一处景单独命名并作诗——辋川二十景、庐山草堂的"五架三间新草堂"皆是。题名把视觉经验固定为文学经验，这一做法到明清演变为匾额楹联，成为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其他园林的关键一笔。
与山水画同步王维既是辋川的主人也是《辋川图》的作者；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园林向画借构图，画向园林借题材，这种互相取法的关系在唐代建立，此后一直延续。
五履道里与樊川——唐代私园的两个样本
辋川与平泉是名园，但更能说明唐代私园常态的是两处：白居易在洛阳的履道里宅，以及长安城南樊川一带的别墅群。前者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园林面积配比记录，后者说明唐代士人如何在城外经营"第二居所"。此外还有一路常被忽略的公共绿地——寺观园林。
履道里宅的数字白居易《池上篇序》："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折算下来：屋约5.7亩、水约3.4亩、竹约1.9亩，其余为岛、树、桥、路。这是中国园林史上最早的一份面积配比记录，水与竹合占三成，与后世江南园林的比例惊人地接近。
樊川别墅群长安城南少陵原与神禾原之间的樊川，风景佳而距城近，唐代高官显贵在此广置别业：杜佑的樊川别墅（杜牧《樊川集》之名即由此来）、韦氏与杜氏的庄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及牛僧孺、李德裕等人的园池。
寺观园林唐代第三路园林是寺观。慈恩寺、荐福寺、青龙寺皆有大片园地，牡丹、竹林、水池对公众开放，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城市绿地与社交空间。这一路在中国园林史的叙述里常被略过，但它是唐代普通人唯一能进去的"园林"。
考古印证1957年以来对大明宫太液池、兴庆宫龙池、曲江池遗址的多次勘探与发掘，基本确定了各处的范围与水系；2009年曲江池遗址公园即依据考古成果复建。唐代园林的形制，今天终于有了地下的依据。
唐代名园
皇家、文人、公共三路各有代表。
| 园名 | 类型 | 地点 | 主人 / 性质 | 文献 |
|---|---|---|---|---|
| 辋川别业 | 文人园 | 蓝田辋川 | 王维 | 《辋川集》《辋川图》 |
| 庐山草堂 | 文人园 | 江州庐山 | 白居易 | 《庐山草堂记》 |
| 平泉山居 | 文人园 | 洛阳城外 | 李德裕 | 《平泉山居草木记》 |
| 归仁里宅园 | 文人园 | 洛阳归仁里 | 牛僧孺 | 白居易《太湖石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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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画真正的主场不在卷轴上，而在寺观的墙上和墓道的壁上——只是前者全毁了，后者还在。
一人物画：庙堂气与绮罗人物图
唐代人物画走了两步。初唐阎立本承六朝余绪而更趋写实，以帝王、功臣、外邦使节为题材，气象庄重，是典型的庙堂绘画；盛唐以后张萱、周昉转向宫廷妇女的日常，丰肌秀骨、设色浓丽，后世称"绮罗人物"。从画帝王到画贵妇，题材的下移本身就说明了唐代社会气氛的变化。
尉迟乙僧与凹凸法于阗（今新疆和田）人，以西域传来的"凹凸法"作画，用色彩的明暗渲染塑造体积感，"身若出壁"。这是外来绘画技法在唐代最直接的一次登陆，敦煌早期洞窟的晕染法与之同源。
宗教人物画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尉迟乙僧的降魔变、以及大量寺观壁画中的经变与供养人像，构成了唐代人物画的绝大多数——只是它们随着寺庙一起消失了。
二吴道子与线的极致图
吴道子一生于两京寺观画壁三百余间，"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他的贡献在线条本身：所创"莼菜条"描法笔势圆转、粗细顿挫，衣带如受风而举，世称"吴带当风"，与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相对。他又发展出只用墨线而略施淡彩甚至不着色的"白画"，是后世白描的源头。张彦远称他"授笔法于张旭"——唐代的线，在书法和绘画里是同一件事。
画壁与观众《历代名画记》记吴道子于兴善寺中门画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观者如堵"；于景公寺画地狱变相，"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长安屠户渔夫因此改行者不在少数。壁画在唐代是真正的大众媒介。
疏体与密体张彦远把顾恺之、陆探微一路的紧劲细密称"密体"，把张僧繇、吴道子一路的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称"疏体"。疏体重的是笔势的势能而非形的完备，这条线索后来一路通向写意。
画圣之名苏轼评"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把他与杜甫、韩愈、颜真卿并列，是后世对唐代艺术格局的标准描述。
三山水画：青绿与水墨的分道图
山水画在唐代从人物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并且一开始就分成了两路。一路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金碧青绿，以石青石绿重彩设色、勾金为廓，富丽精工；另一路是王维、张璪、王洽的水墨，以墨的浓淡代替颜色，讲求"墨分五色"。明代董其昌据此提出"南北宗论"，把两路分别追认为文人画与院体画的祖师——这个划分虽然是后设的，但两条路在唐代确实已经成形。
张璪与王洽张璪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枿"，并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是中国画论中最被反复引用的一句。王洽（王墨）醉后以墨泼绢，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是泼墨的最早记载。
皴法尚未成熟唐代山水多以勾线填色为主，真正成熟的皴法要到五代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才出现。所以唐代山水看上去"勾多皴少"，山石的质感主要靠设色而非笔触来表现。
四现存的唐画在哪里——敦煌与墓室图
唐代寺观壁画三百余间今日一处不存，卷轴画的可靠真迹也几乎为零，今天能看到的唐画主要在两个地方：敦煌莫高窟与关中的唐墓。莫高窟现存唐代洞窟二百余个，是唐代绘画数量最大、题材最完整的遗存；乾陵陪葬墓中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壁画，则保存了宫廷画工的水准与唐人生活的实况。这两处加起来，才是唐画的真正样貌。
五画论与著录：绘画第一次有了史
唐代是中国绘画史学的起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成书于大中元年（847），十卷，前三卷论画史、画论、鉴藏与技法，后七卷为自轩辕至唐会昌的画家传记，并专设一卷"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逐一著录长安洛阳各寺观壁画的作者与题材——这些作品今天全部失传，靠这一卷才知道它们存在过。此外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首次提出神、妙、能、逸四品，为后世品评绘画定下了框架。
《历代名画记》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其开篇"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第一次把绘画的地位提到与经籍并列；书中对"六法"的重新阐释、对"气韵"与"骨气"关系的讨论，奠定了此后千年的画论语汇。
神妙能逸四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以神、妙、能三品各分上中下，另立"逸品"于三品之外，收录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逸品最初只是"不拘常法"的另册，到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才被抬到四品之首，成为文人画价值序列的顶端。
鉴藏与装裱《历代名画记》卷三专论"论装背裱轴""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记录了唐代内府的装裱制度、印记使用与流传著录方法，是中国书画鉴藏学的最早系统记载。
其他著作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著录内府与私家藏画；窦蒙《画拾遗录》、李嗣真《续画品录》各有品评；合而观之，唐代已经形成史、论、录、评四类齐备的绘画文献体系。
六颜料、绢素与界画——唐画的物质条件图
唐画看上去浓丽，是因为它用的是矿物色。石青（蓝铜矿）、石绿（孔雀石）、朱砂（辰砂）、赭石（赤铁矿）研磨而成，覆盖力强、历千年不褪；植物色如藤黄、花青、胭脂则透明温润。载体上，唐代以绢为主、纸次之（韩滉《五牛图》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画之一）。此外还有一路专门画建筑的"界画"，用界尺引线，是绘画中最接近工程图的一种。
矿物色的制备石青按研磨粗细分头青至四青，越细越淡；敷色前需以胶矾水"矾绢"固定，再层层渲染（"三矾九染"）。敦煌壁画中变黑的人物肌肤，正是铅粉（铅白）氧化的结果——这也是判断壁画年代的依据之一。
装裱与鉴藏《历代名画记》专设"论装背裱轴"，记唐代内府以隔水、轴头、签条装池的制度，并记"贞观""开元"等内府印记的钤用——中国书画的鉴藏学，就是从这一卷开始的。
唐画代表作与遗存
卷轴几乎无真迹，真正的唐画在洞窟与墓道里。
| 作品 / 遗存 | 作者 | 题材 | 今存状况 |
|---|---|---|---|
| 步辇图 | 阎立本 | 太宗接见吐蕃使者 | 宋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 |
| 历代帝王图 | 阎立本 | 十三帝王像 | 宋摹本，波士顿美术馆 |
| 捣练图 | 张萱 | 宫廷妇女捣练 | 宋徽宗摹本，波士顿美术馆 |
| 虢国夫人游春图 | 张萱 | 贵族春游 | 宋摹本，辽宁省博物馆 |
| 簪花仕女图 | 周昉 | 宫廷仕女 | 辽宁省博物馆（年代有争议） |
| 江帆楼阁图 | 传李思训 | 青绿山水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明皇幸蜀图 | 传李昭道 | 青绿山水叙事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送子天王图 | 传吴道子 | 佛传故事 | 宋摹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
| 五牛图 | 韩滉 | 农耕题材 |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最早纸本画之一 |
| 莫高窟第220窟 | 无名画工 | 维摩诘经变 · 净土变 | 敦煌原址，642年 |
| 客使图 · 马球图 | 宫廷画工 | 外交 · 马球 | 章怀太子墓，1971年发掘 |
| 阙楼仪仗图 | 宫廷画工 | 建筑 · 卤簿 | 懿德太子墓 |
汉字最后一次被系统地"立法"，就在唐代——此后一千二百年的字帖，大半出自这两百多年。
一太宗与王羲之的封圣图
唐楷之所以成为法度，起点是一位皇帝的个人趣味。太宗酷爱王羲之，遣萧翼智取《兰亭序》，在内府大规模搜购二王真迹（据载得王羲之书三千余纸），命褚遂良鉴定编目，又命冯承素、赵模等以双钩廓填法摹写分赐近臣。他亲撰《晋书·王羲之传论》，断言"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以帝王之力为一个书家定谳，王羲之"书圣"的地位自此不可动摇。
弘文馆与书学弘文馆置书学博士，教授贵胄子弟；国子监设"书学"，是六学之一，专以《石经》《说文》《字林》为课程。书法第一次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以书取士吏部铨选以"身、言、书、判"四事取人，"书"要求"楷法遒美"。写不好字当不了官——唐楷的极度规范化，与这条制度有直接关系。
二初唐四家：楷法的建立图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家。他们上承北碑的骨力与二王的流美，把楷书的间架结构、笔画起收、重心欹正一一确定下来，形成一套可以教、可以学、可以考核的规范。欧的险劲、虞的温润、褚的婉丽、薛的瘦硬，四种面目各有取径，但共同点是"有法可循"。
薛稷学褚而更瘦硬，"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存世有《信行禅师碑》。其瘦劲一路后来被宋徽宗的瘦金体所继承。
三颠张醉素：草书的另一极图
在楷书把规范推到极致的同时，草书走到了另一头。张旭与怀素以狂草名世，世称"颠张醉素"。他们的书写近乎表演：饮酒、呼叫、脱帽、以头濡墨，线条连绵盘绕、大小错落，几乎脱离了识读功能而成为纯粹的运动轨迹。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草书在唐代是被当作表演艺术看待的。
草书与书写速度唐代狂草的出现与纸张普及、以及"屏风壁障"式的大幅书写场合有关。在墙上书写，手臂运动的幅度远大于案上，线条自然趋于连绵开张——这是媒介改变书风的一个清楚例子。
草法的边界狂草并非乱写。每个字仍须符合严格的草法，孙过庭《书谱》所谓"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看上去最放纵的一路，规则其实最不能违。
四颜柳：楷法的完成与转向图
安史之乱之后，唐楷出现了一次转向。颜真卿一变初唐的瘦硬险劲，用篆籀笔意写楷书，横细竖粗、外拓开张、气象宽博；柳公权继之而更重骨力，结体紧敛、笔画瘦劲。二人并称"颜筋柳骨"，与欧阳询、赵孟頫并列"楷书四大家"。从初唐的精严到颜柳的雄浑，字里的气质变化几乎与时代同步。
影响的路径颜体在唐代并不最受推崇，至北宋经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大力表彰才地位陡升；柳体则因适合初学而在民间流传更广。今天所谓"练字"，练的大半还是这两家。
五书论、写经与日常的字图
唐代不只产生了书家，也产生了完整的书法理论与庞大的书写产业。孙过庭《书谱》（687）三千七百余字，既是书论也是草书名迹；张怀瓘《书断》把历代书家分神、妙、能三品；窦臮《述书赋》以赋体评书。而在名家之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写经生、书手、刻工，敦煌出土的数万卷唐人写经，才是唐代日常书写的真实水平。
张怀瓘《书断》分神、妙、能三品，各体分别列人，并为每位书家作小传与评语。品第式的批评框架在此定型，与绘画的"神妙能逸"互为表里。
写经与经生敦煌藏经洞出土唐人写经数万卷，字体统一、结构严整，形成所谓"经生体"。宫廷设秘书省楷书手、弘文馆楷书手，专司抄写；这些无名书手的水准，是唐代"以书取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
六李阳冰与唐代的篆隶
唐楷的光芒太盛，容易让人忘了唐代还有篆与隶。篆书几乎由李阳冰一人撑起——他自负"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后人评其篆"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是李斯之后篆书的第一次复兴，直接影响了宋元明清的篆书与篆刻。隶书则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唐隶四家"，写法趋于丰腴整饬，与汉隶的高古已不相同。
李阳冰字少温，李白族叔（李白临终托其编集，即《草堂集》）。官将作少监，故称"李监"。所书《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碑》皆为玉箸篆，线条圆润匀净如玉箸。他又曾刊定《说文解字》，虽因妄改而遭后世訾议，却使《说文》在唐代得以流传。
唐隶四家韩择木（韩愈叔父）、史惟则、蔡有邻、李潮。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书贵瘦硬方通神"一句即为评李潮而发，成为后世论书最常被引用的句子之一。唐隶用笔丰肥、结体规整，清代碑学兴起后被批评为"唐隶不古"，但它正是楷法审美渗入隶书的结果。
篆隶的用途唐代篆隶主要用于碑额、墓志盖、印章与经幢。一通唐碑往往碑文用楷、碑额用篆或隶——五体在同一块石头上分工明确，这也是唐代书法"各体皆备"的实际体现。
影响李阳冰之后，篆书沉寂近千年，直到清代邓石如以隶法作篆才再开新局；而李阳冰所立的玉箸篆标准，一直是印章篆法的底本。
唐代碑帖速查
临帖前先看清楚：谁写的、什么书体、原件在哪。
| 碑帖 | 书家 | 年代 | 书体 | 现存 |
|---|---|---|---|---|
| 九成宫醴泉铭 | 欧阳询 | 632 | 楷 | 陕西麟游，拓本传世 |
| 孔子庙堂碑 | 虞世南 | 约626 | 楷 | 原碑毁，存唐拓与重刻本 |
| 雁塔圣教序 | 褚遂良 | 653 | 楷 | 西安大雁塔 |
| 集王圣教序 | 怀仁集王羲之字 | 672 | 行 | 西安碑林 |
| 晋祠铭 | 唐太宗 | 646 | 行 | 太原晋祠，最早的行书碑 |
| 书谱 | 孙过庭 | 687 | 草 | 台北故宫博物院（墨迹） |
| 古诗四帖 | 张旭 | 8世纪 | 狂草 | 辽宁省博物馆（墨迹） |
| 自叙帖 | 怀素 | 777 | 狂草 | 台北故宫博物院（墨迹） |
| 多宝塔碑 | 颜真卿 | 752 | 楷 | 西安碑林 |
| 祭侄文稿 | 颜真卿 | 758 | 行 | 台北故宫博物院（墨迹） |
| 颜勤礼碑 | 颜真卿 | 779 | 楷 | 西安碑林 |
| 玄秘塔碑 | 柳公权 | 841 | 楷 | 西安碑林 |
| 开成石经 | 唐代经生 | 837 | 楷 | 西安碑林，一百一十四石 |
茶在唐代完成了三件事：有了专著、有了程式、也有了税——从此它不再只是一种南方的植物。
一陆羽与《茶经》
陆羽（约733—约804），字鸿渐，复州竟陵人，弃婴出身，由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不愿为僧而逃出，曾为伶人，后得竟陵太守李齐物、崔国辅赏识而得以读书。安史之乱南渡，居湖州苕溪，与皎然、颜真卿、张志和交游，约于建中元年（780）前后完成《茶经》三卷十节，七千余字，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
十节的体例一之源（起源、形态、名称、品质）、二之具（采制十五种工具）、三之造（采摘与制作）、四之器（煮饮二十四器）、五之煮（炙碾择水三沸）、六之饮（源流与九难）、七之事（历代茶事辑录）、八之出（各地茶产分级）、九之略（何时可省器）、十之图（写成挂图）。从植物学到工艺、器物、水、火、地理、文献、礼仪一应俱全，这个体例此后一千二百年无人能出其外。
"九难"《六之饮》列饮茶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陆羽把喝茶拆成九个可能出错的环节，等于宣告这是一件需要训练的事——茶从此有了门槛。
茶神与《毁茶论》陆羽身后被奉为茶神，卖茶者常以陶瓷塑其像置于灶间，生意不好则以茶浇之。《封氏闻见记》另记其弟子常伯熊推广煎茶法，御史李季卿召陆羽煮茶而待之不恭，陆羽遂作《毁茶论》——这条记载也说明煎茶在当时已是一套有身份意味的表演。
交游与背景皎然是诗僧亦是茶人，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是"茶道"二字最早的出处；颜真卿时任湖州刺史，主持编纂《韵海镜源》，陆羽参与其事。《茶经》并非一人独造，而是江南文人圈的共同产物。
二煎茶法——唐人到底怎么喝茶
唐代主流饮法是煎茶（又称煮茶），与后世的冲泡完全不同。流程是：把压制好的茶饼炙烤至干香，趁热碾成末，用罗筛过；风炉上的鍑中水一沸时投盐调味，二沸时舀出一瓢水、以竹夹环搅汤心、投入茶末，三沸时把舀出的水回倒入锅以止沸、育其"华"（沫饽），然后分酌入碗。汤面的沫饽被视为精华，"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
二十四器《四之器》列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二十余种。陆羽还规定风炉要铸"伊公羹、陆氏茶"六字，并按五行铸卦——器物本身就带着一套宇宙观。
法门寺地宫的实物咸通十五年（874）僖宗供奉封闭的法门寺地宫，1987年发掘出一整套鎏金银茶具：茶碾子、茶罗子、银则、长柄勺、盐台、笼子、龟形盒、以及琉璃茶碗茶托。器物名称与《茶经》几乎一一对应，是中国唯一一套完整的唐代宫廷茶具实物。
碗与择水陆羽品第瓷碗，以越州青瓷为上，理由是"青则益茶"——青瓷衬得茶汤发绿，而邢州白瓷使茶色偏红；这与宋代点茶尚黑盏的道理完全一致：器为汤色服务。择水则"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张又新《煎茶水记》进而排天下二十水。
茶还要加盐吗《茶经》明载一沸时"调之以盐味"，但陆羽反对当时流行的加葱、姜、枣、橘皮、薄荷同煮，斥之为"沟渠间弃水"。从羹饮到清饮的转变，正是在唐代完成的。
三贡茶、榷茶与茶的普及
唐代茶事有两个制度性事件。一是贡茶：大历五年起湖州长兴顾渚设贡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茶厂，役工三万、工匠千余，所产紫笋茶须在清明前送抵长安，谓之"急程茶"，"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二是茶税：建中元年（780）首次征茶税，此后税率屡增，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推行榷茶（专卖）激起强烈反弹而失败。茶成了国家财政的一项。
顾渚贡茶院在今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阳羡）隔山相望，两地贡茶合称"阳羡紫笋"。每年立春后开山，官员督造，湖州、常州两刺史同赴境会亭品茶定等，白居易有诗"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急程茶贡茶须在清明前送到长安以供宫中清明宴，驿骑昼夜兼程。李郢《茶山贡焙歌》"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一时进献明光殿，五马牵车滴沥珠"，写的就是催贡的场面。
茶税与榷茶建中元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税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复税，岁得四十万贯；大和九年王涯为相，推行榷茶，命民间茶树移植官场、旧有茶叶一律焚弃，民怨沸腾，王涯旋即死于甘露之变，榷茶罢。
普及的证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是茶由南向北普及最直接的一条记录，也点明了禅寺在其中的作用。
四茶与禅、与诗、与边地
茶在唐代同时向三个方向扩散：向内进入禅寺与文人的精神生活，向外进入吐蕃、回鹘等游牧地区，并在诗歌里获得了一整套表达方式。皎然第一次说出"茶道"二字，卢仝写出了《七碗茶歌》，而茶马互市的雏形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此后一千年的边疆贸易格局，起点在这里。
皎然与"茶道"《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这是"茶道"一词在文献中的最早出现，且已经把饮茶的三个层次说清楚了。
卢仝《七碗茶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的一段："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把生理感受逐层推向精神飞升，是中国茶诗中最著名的一首，日本茶道亦奉为经典。
禅与茶"茶禅一味"虽是宋以后的提法，但唐代禅寺已把饮茶纳入清规：坐禅不寐、过午不食，茶正好解决这两件事。百丈怀海制《百丈清规》，寺院设茶堂、置茶头、举行茶礼，茶由此成为丛林制度的一部分。
茶入边地《封氏闻见记》记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新唐书·陆羽传》称"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游牧民族以肉酪为食，茶可解腻助消化，遂成刚需。茶马互市自此发端，直至明清成为定制。
五唐茶的形制与产区
唐人喝的不是我们今天的散叶茶。《茶经·六之饮》把茶分为四种形制：粗茶（连枝带叶）、散茶（散叶）、末茶（碾成粉）、饼茶（压制成团）。主流是饼茶——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制成，中有孔以便穿绳储运。至于产地，《茶经·八之出》把当时的茶区分为八道四十三州，并逐一评定高下，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地理分级。
饼茶的制法"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蒸青是关键——以蒸汽杀青而非炒青，这与后世明代以后的炒青绿茶路数不同，却正是日本抹茶至今仍沿用的做法。
八道四十三州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道。陆羽以"上、次、下、又下"四等品评，其中峡州、光州、湖州、彭州、越州各列为其道之上；对黔中、江南、岭南则注明"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他很诚实地标出了自己没去过的地方。
贡茶的形制顾渚紫笋作为贡茶，制成圆饼并按等级分"小方""大方"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笼子（烘焙茶饼用）与茶碾、茶罗，正是饼茶这一形制的全套配套器具。
茶与药陈藏器《本草拾遗》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新修本草》（659年，世界第一部国家药典）亦收茶。唐代茶的普及，一半靠禅寺，一半靠它的药用名声。
唐代茶事速查
名茶、器物、文献与制度，四类各择要者。
| 类 | 条目 | 要点 |
|---|---|---|
| 名茶 | 顾渚紫笋 | 湖州长兴，贡茶院所出，唐代第一贡茶 |
| 名茶 | 阳羡茶 | 常州宜兴，与紫笋并贡，卢仝诗"天子须尝阳羡茶" |
| 名茶 | 蒙顶茶 | 剑南雅州，"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
| 名茶 | 神泉小团 · 昌明 · 兽目 | 《茶经·八之出》所列剑南上品 |
| 器 | 风炉与鍑 | 煎茶的核心，风炉铸"伊公羹、陆氏茶"六字 |
| 器 | 碾 · 罗合 · 则 | 碾末、过筛、量取，法门寺地宫有鎏金实物 |
| 器 | 越窑青瓷碗 | 陆羽品第第一，"青则益茶" |
| 文献 | 陆羽《茶经》 | 约780，三卷十节，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 |
| 文献 | 张又新《煎茶水记》 | 排天下二十水，第一庐山康王谷帘水 |
| 文献 | 封演《封氏闻见记》 | 记茶由禅寺普及至城市的过程 |
| 文献 | 温庭筠《采茶录》 | 残卷，记辨、嗜、易、苦、致五事 |
| 制度 | 顾渚贡茶院 | 大历五年起，中国第一座官办茶厂 |
| 制度 | 税茶 | 建中元年（780）首征，十取其一 |
| 制度 | 榷茶 | 大和九年（835）王涯推行，旋废 |
插花在唐代从佛前走到了人间：先是全城为一种花疯狂，接着有人给花定下了九条礼遇。
一牡丹——一座城为一种花疯狂
唐代最重要的花事不是插花技法的进步，而是一次全民性的花卉狂热。牡丹自唐初由山野移入宫苑，开元以后风靡长安，花开时节车马若狂，寺观争相培植以招徕香客，一株名品价值数万钱。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前者写盛况，后者写代价。
赏花的场所慈恩寺、兴唐寺、西明寺、荐福寺皆以牡丹著称；兴庆宫沉香亭畔的牡丹最为有名，李白《清平调》三首即为此而作。寺观成为公共赏花场所，是唐代花事最特别的一点——看花是件可以跟陌生人一起做的事。
花价与风气白居易《买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柳浑《牡丹》"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花卉第一次成为大宗消费品，并因此招来了讽喻。
品种与栽培唐人已掌握嫁接、分株、控制花期等技术，培育出姚黄、魏紫之前的诸多品种。舒元舆《牡丹赋》序记"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并详述长安牡丹的色相变化。
从长安到洛阳中唐以后洛阳牡丹渐盛，至北宋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而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之说。唐代长安的风气，是洛阳牡丹的前身。
二罗虬《花九锡》——插花第一次有了程式
晚唐罗虬作《花九锡》，仿照帝王赐给功臣的"九锡"之礼，为名花（他特指牡丹、芍药一类"重顶"之花）拟定九项礼遇。这是中国插花史上第一份成文的规范：它规定了从折枝到陈设、从容器到配套的整套仪节，把折花插瓶从一个随手的动作变成了一件需要讲究的事。
九锡逐一一曰重顶帷（障风），二曰金错刀（剪截），三曰甘泉（浸），四曰玉缸（贮），五曰雕文台座（安置），六曰画（画图），七曰翰林（作赞），八曰美醑（欣赏），九曰新诗（咏）。
前五条是技术障风、用金错刀剪枝、以甘泉浸养、以玉缸为器、置于雕文台座——这五条已经把插花的核心技术问题（保鲜、剪裁、器皿、陈设）全部涵盖，与明代《瓶史》《瓶花谱》所论并无二致。
后四条是文学画图、作赞、美酒、赋诗。花被插好之后还要被画下来、被写文章赞美、配酒欣赏、赋诗吟咏——这四条把插花纳入了文人的整套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此后中国插花始终是"文人清供"而非独立技艺。
与日本花道的分野《花九锡》重意趣与礼遇而不规定枝位角度；日本花道则在立花、生花中把三主枝的位置与角度严格定死。两者的分歧，从起点就已经出现。
三供花、簪花与花器
唐代的花大致用在三处：供佛、簪戴、陈设。供花承六朝佛教传统而更盛，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手捧莲花、净瓶插花的图像随处可见；簪花则是唐人（男女皆然）的日常装饰，《簪花仕女图》里贵妇头上的牡丹、芍药、荷花即是；陈设之花则依托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与唐三彩的花器而展开。
佛前供花佛教以香、花、灯为供养三具。莫高窟唐代洞窟中的净瓶、花盘、宝相花图案极多，法门寺地宫亦出土琉璃盘与银香炉。"三具足"（香炉、花瓶、烛台）的组合在唐代已见雏形，后经日本茶道发展为定式。
簪花唐人簪花不分男女。中宗时曾于立春日赐群臣彩花，玄宗赐宁王等以花插巾。《簪花仕女图》中五位贵妇分别簪牡丹、芍药、荷花、绣球、蔷薇，并非写实的同时开放，而是画家的季节合成。
花器越窑青瓷的净瓶、执壶，邢窑白瓷的花口碗，唐三彩的贯耳瓶与花盆，以及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构成了唐代花器的基本面貌。唐人尚未形成后世"一花一器"的择配讲究，花器与酒器、茶器之间界限模糊。
岁时与花立春剪彩为花、三月三曲江插柳、重阳簪菊佩茱萸——花的使用牢牢绑在节令上，这一点与后世文人四季瓶花的路数不同，更接近民俗而非艺术。
四斗花与折枝——唐人怎么把花戴在身上
唐代与"插"花同样重要的是"戴"花与"斗"花。《开元天宝遗事》记长安士女于春时鬬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鬬"——这是一场以稀有花材为筹码的公开比赛。折枝则是另一套：唐人折花相赠、折花入瓶、折花簪首，诗中"折花"二字出现的频率远高于"插花"，说明这一时期花事的重心在"取"而非"置"。
鬬花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鬬花"条："长安王士安，春时鬬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为了赢，富家提前一年高价买名花种在自家庭院——这条记载同时说明了唐代花卉市场与私家花圃的规模。
折枝的礼节陆龟蒙、皮日休有《折杨柳》唱和；张九龄"兰叶春葳蕤"以折芳馨相赠为喻。折枝赠人是唐人日常的交际动作，《花九锡》把"金错刀剪截"列为第二锡，正是对这个动作的规范化。
簪花不分男女中宗曾于立春日赐群臣彩花，玄宗以花插宁王巾上；至宋代更发展为朝廷的"簪花"典礼。花在唐代首先是穿戴之物，其次才是陈设之物——这与明清文人以瓶花为主的路数恰好相反。
花市与花价长安已有专门的花市。白居易《买花》"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牡丹的价钱等于二十五匹绢，也就是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
五《花九锡》之外：唐代花事的文献与图像
唐代插花没有专著，只有散落在笔记、诗、壁画与出土器物里的碎片。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大致可以确认三件事：一是供花已有固定的器物组合，二是瓶花已进入居室陈设，三是花材的选择已带有明确的品第意识。真正成体系的插花论著要等到明代的《瓶史》《瓶花谱》——唐代提供的是实践，不是理论。
文献碎片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鬬花、记"花开则以重顶帐蒙蔽"；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嫁接与移植之法；舒元舆《牡丹赋》序详述长安牡丹的色相；罗虬《花九锡》全文百余字，赖明人陶宗仪《说郛》得以保存。
壁画中的花莫高窟唐代洞窟的供养人图中，手持长茎莲花、托花盘、执净瓶者极多；第217窟、第320窟的宝相花藻井与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供花陈设，是唐代供花最完整的图像资料。
器物中的花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盘、鎏金银香炉，越窑青瓷的净瓶与花口碗，唐三彩的贯耳瓶——唐代尚无专为插花而造的器，花器与酒器、茶器、佛前供器之间界限模糊，这一点到宋代才开始分化。
东传日本遣唐使与留学僧把佛前供花的仪轨带回日本，奈良时代的佛前三具足与唐制一脉相承。日本花道始祖池坊一系托称源于小野妹子（7世纪遣隋使），虽为后世附会，但供花经由使节东传这一路径是确实的。
《花九锡》逐条
晚唐罗虬拟定，中国插花第一份成文规范。
| 次第 | 名目 | 所指 | 今天的对应 |
|---|---|---|---|
| 一 | 重顶帷 | 以帷帐障风 | 养护环境 |
| 二 | 金错刀 | 以名贵剪刀剪截 | 剪裁工具 |
| 三 | 甘泉 | 以清泉浸养 | 水质与保鲜 |
| 四 | 玉缸 | 以玉质容器贮插 | 花器 |
| 五 | 雕文台座 | 置于雕花台座之上 | 几座与陈设 |
| 六 | 画 | 为花写照 | 图像记录 |
| 七 | 翰林 | 请文士作赞 | 题赞 |
| 八 | 美醑 | 以美酒佐赏 | 品赏方式 |
| 九 | 新诗 | 赋诗咏之 | 题咏 |
唐代女子可以袒领、可以着男装、可以戴胡帽骑马出门——服饰史上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朝代。
一女装三件套：襦、裙、帔
唐代女装的基本组合是短上衣（襦或衫）、长裙、加一条披搭于肩臂的帔帛，外面可以再罩一件无袖或半袖的半臂。变化主要发生在裙腰的高度与领口的开合上：初唐裙腰在腰际、领口较闭；盛唐裙腰上提至胸乃至腋下，领口大开；中晚唐衣袖渐趋宽博，回到含蓄。一条裙腰的升降，几乎就是一部唐代社会风气史。
裙以多幅布帛拼成，六幅为常制，奢者至十二幅（"裙拖六幅湘江水"）。两色相间者为间色裙，称"破"，有六破、十二破之分；红花或茜草所染的红裙最为流行，即石榴裙，"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半臂与帔帛半臂为短袖或无袖上衣，套于襦衫之外，初唐至盛唐最为流行。帔帛（又称披帛）为一条长数尺的轻薄纱罗，绕肩背而垂两臂，其来源与西域、印度的女性服饰有关，是敦煌飞天与唐代仕女画最醒目的造型元素。
袒领盛唐一度流行的低开领，内不着中衣而直露胸颈，欧阳询之孙欧阳詹"粉胸半掩疑晴雪"、周濆"慢束罗裙半露胸"皆咏此。这种装束在中国服饰史上仅见于唐代，宋以后迅速消失。
时世妆的变迁白居易《时世妆》记元和末年的风尚："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妆成尽似含悲啼"，并指出其"非华风"而来自吐蕃。安史之乱后审美由丰艳转向怪异，这首诗是最直接的时评。
二男装：圆领袍、幞头与蹀躞带
唐代男子的日常装束是圆领窄袖长袍（襕袍）、头裹幞头、腰束革带、足蹬乌皮六合靴。这套组合源于北方与西域的骑射服饰，便于行动，与汉魏的宽衣大袖截然不同。它在唐代完成了一件大事：由"常服"上升为几乎一切场合通用的服装，连官员的品色服也是在这个形制上分等的。
幞头的演变由包头的软巾发展而来。初唐用软脚幞头，脚自然下垂；中唐以后在巾内加"巾子"（木或藤制的衬骨）使外形固定，两脚也渐趋硬挺；至晚唐五代演为硬脚，再到宋代成为展脚幞头。一顶帽子的硬化史，也是官僚体制固化的侧影。
襕袍在圆领袍的膝部横加一道接缝（襕），以象征古制的"上衣下裳"，使胡服形制取得了合乎礼制的解释。这是唐人处理"外来形制"与"华夏传统"矛盾的典型办法。
蹀躞带带上缀多个小环以悬挂算囊、刀子、砺石、火石、针筒、佩巾等七件物什，称"蹀躞七事"，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实用装备。带銙的材质（玉、金、银、鍮石、铜铁）与数量同样标示品级。
女着男装唐代妇女着男子圆领袍、幞头、靴而出行游猎，是当时习见之事。《旧唐书·舆服志》记开元初"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皆有男装侍女形象。
三首服的三次变化：幂䍦 → 帷帽 → 胡帽
《旧唐书·舆服志》记录了唐代女子出行首服的一条清晰演变线：初唐妇女骑马外出戴"幂䍦"，以长帛自头垂下遮蔽全身；高宗永徽以后改用"帷帽"，只在帽檐垂一圈短纱遮面；开元初年干脆"靓妆露面，无复障蔽"，直接戴胡帽骑马。从全身遮蔽到露面，只用了不到一百年——这条记载是理解唐代女性处境最有力的一条史料。
幂䍦源自西域，"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本为防风沙，入中原后转为遮蔽容貌之用。
帷帽又称浅露，帽檐周围垂网状短纱至颈，"拖裙到颈，渐为浅露"。高宗曾两次下诏禁止，认为"过为轻率，深失礼容"，但禁而不止。
胡帽开元以后流行的锦绣浑脱帽、卷檐虚帽等，不再有遮蔽功能，纯为装饰。《舆服志》总结："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
禁令与风气服饰变化屡遭禁令而屡禁不止，说明唐代的社会风气并不由朝廷单方面决定。这三次变化背后，是女性出行自由度的实际扩大。
四妆容与发式
唐代女子的面妆是中国历史上最繁复也最大胆的。完整流程为：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共七道。发式则以高髻为尚，因真发不足而广泛使用假发（义髻），髻式名目多达数十种。面妆与发髻的浮夸程度，与国势的起落大体同步。
眉玄宗曾命画工作《十眉图》，有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十种。初唐尚细长，盛唐转阔短（蛾翅眉），中晚唐又有八字眉、啼眉。
花钿与面靥花钿以金箔、鱼鳃骨、云母、蜻蜓翅等剪成花形贴于额间，传说起于南朝寿阳公主的梅花妆；面靥点于嘴角两侧的酒窝处，本为宫中标示月事的记号，后转为装饰；斜红则在鬓边画出两道红痕，状如伤疤。
发髻半翻髻、惊鹄髻、双环望仙髻、倭堕髻、抛家髻、回鹘髻等。永泰公主墓壁画与唐三彩女俑是辨认髻式最好的实物。髻高而广者须用义髻（假发或木胎），杨贵妃即"好服假鬓为首饰"。
唇唇妆讲究小，以唇脂只点中央一点，故有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等数十种名色，晚唐流行"乌膏注唇"（以黑膏涂唇），即白居易所讥"乌膏注唇唇似泥"。
五织染工艺与实物遗存
唐代纺织技术的两项标志是：窦师纶创制的"陵阳公样"把西域联珠团窠纹样与中国的对雉、斗羊、翔凤结合，成为唐锦的标准纹样；以及夹缬、蜡缬、绞缬"三缬"防染工艺的成熟。这些工艺今天能被复原，靠的是法门寺地宫、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与日本正仓院这三处的实物。
陵阳公样窦师纶封陵阳公，任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多所损益，蜀人从其制"。其纹样以团窠环绕、对称排列的动物为主，融合波斯萨珊的联珠纹与中国的祥瑞题材，行用三百余年。
三缬夹缬以两块镂空花版夹住织物入染；蜡缬以蜡防染，即今之蜡染；绞缬以线扎结后入染，即今之扎染。三者都能批量生产带图案的织物，使有纹样的衣料不再是贵族专属。
法门寺与正仓院法门寺地宫出土蹙金绣五件（袈裟、裙、案裙等），所用金丝最细者直径仅0.06毫米；日本正仓院藏有大量唐代及仿唐的锦、绫、罗、缬，因保存条件优越而色彩如新，是研究唐代织物最完整的一批实物。
阿斯塔那墓群新疆吐鲁番，因极端干燥而保存了大量唐代丝织品、绢画与文书，其中"联珠对鸭纹锦""胡王锦"等，直接印证了丝路沿线的纹样流通。
六舆服令——唐代服饰的法律条文
唐代服饰不是风尚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武德四年（621）初定车舆衣服之令，贞观四年（630）、上元元年（674）两次修订，形成完整的品色服制度，载于《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与《唐六典》。违制是要治罪的：《唐律疏议》"舍宅车服器物"条规定，"若服用违令者，笞五十"。读唐代服饰，先得读这几条令。
上元元年敕674年的这道敕令最为关键，它同时规定了服色与腰带："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品级、颜色、带材、带銙数量四项一次性绑定。
赐紫与借紫服色随官品，但皇帝可以特赐。低品官员被赐穿紫袍金鱼袋称"赐紫金鱼袋"，是极高的荣宠，常见于碑志与诗文的署衔；出使或摄职时临时准穿高一等的服色则称"借紫""借绯"。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正是八九品的服色——他当时是从九品的闲职。
鱼袋与鱼符鱼符本为出入宫门的凭证，盛以鱼袋佩于腰间。三品以上金饰鱼袋，五品以上银饰，合称"章服"。武则天时一度改为龟符（故有"金龟婿"之称），中宗复辟后复为鱼。
常服取代朝服唐代服饰制度最大的实际变化，是源自胡服的圆领袍衫由"常服"一路上升，几乎取代了传统的朝服、公服。朝廷的应对办法是在袍上加"襕"以象征上衣下裳，并用颜色来分等——形制认输，等级照旧。
七甲胄、僧道与庶人——礼服之外的另外三套衣服
舆服志写的是官，但唐代街上更多的是兵、僧道与庶人。军戎有明光铠等"唐十三铠"，僧道各有法服且受敕封制度约束，庶人则被限定在黄、白与粗麻之内。这三套衣服合起来，才是唐代社会的实际穿着面貌。
唐十三铠《唐六典》载甲制十三种：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锤、白布、皂绢、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其中明光铠以胸背的圆护（"明光"即指其反光）最具辨识度，昭陵六骏、唐代天王俑与墓道壁画中的武士像皆可为证；实战中更常用的其实是皮甲与布背甲。
僧道服饰僧人着三衣（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以割截布条缝成，故称"田相衣"；朝廷可赐紫袈裟以示尊崇（始于武则天赐法朗等九僧），"赐紫沙门"遂成僧人的最高荣衔。道士着黄冠、披帔，玄宗曾亲定道士女冠的服色等级。
庶人之服《唐律》与舆服令限定庶人服黄、白，不得用绫罗锦绣与金玉装饰。但禁令屡下屡犯——文宗曾抱怨"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背衫，民间辄有效之者"，说明僭越是常态。
幞头的实物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过完整的唐代幞头、麻鞋与绢袜；陕西唐墓出土的漆纱幞头与巾子，证实了《舆服志》所记"巾子"（衬骨）的形制。文献与实物在这一点上互相印证得相当精确。
唐代服饰速查
读唐诗、看唐画时最常碰到的名物。
| 类 | 名物 | 要点 |
|---|---|---|
| 女装 | 襦 / 衫 | 短上衣，唐代女装的基本件 |
| 女装 | 间色裙 | 两色布帛相间拼成，六破至十二破 |
| 女装 | 石榴裙 | 红花或茜草所染的红裙，盛唐最流行 |
| 女装 | 半臂 | 短袖或无袖上衣，罩于襦衫之外 |
| 女装 | 帔帛 | 绕肩臂而垂的长纱，来源与西域有关 |
| 男装 | 圆领襕袍 | 膝部加横襕，胡服形制的华夏化 |
| 男装 | 幞头 | 软脚→加巾子→硬脚，宋代演为展脚 |
| 男装 | 蹀躞带 | 带上悬七事，銙的材质标示品级 |
| 首服 | 幂䍦 → 帷帽 → 胡帽 | 从全身遮蔽到靓妆露面，不足百年 |
| 妆 | 花钿 · 斜红 · 面靥 | 贴额、画鬓、点颊，唐代特有 |
| 妆 | 十眉图 | 玄宗命画工所作，十种眉式 |
| 发 | 双环望仙髻 · 倭堕髻 · 抛家髻 | 高髻为尚，多用义髻 |
| 织 | 陵阳公样 | 窦师纶创，联珠团窠与中国祥瑞的结合 |
| 染 | 夹缬 · 蜡缬 · 绞缬 | 三缬防染，使纹样衣料得以批量生产 |
| 实物 | 法门寺 · 正仓院 · 阿斯塔那 | 唐代织绣实物的三大来源 |
唐代宫廷的十部乐里，只有两部是中土旧乐——这是中国音乐史上唯一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外来涌入。
一十部乐与二部伎
唐初沿隋九部乐，贞观十六年（642）加高昌乐而成十部乐：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其中只有燕乐与清商为中土旧乐，西凉是胡汉融合，其余七部全部来自域外。这些乐部在宫廷中按国别并置演出，各自保留本来的乐器编制、服饰与曲目。玄宗时改按演出形式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标准由"从哪来"变成了"演得好不好"。
十部乐的来源燕乐（新造宴飨之乐）、清商（汉魏旧曲）、西凉（凉州，龟兹乐与中原乐的混合）、天竺（印度）、高丽（朝鲜半岛）、龟兹（今库车）、安国（布哈拉）、疏勒（今喀什）、康国（撒马尔罕）、高昌（今吐鲁番）。一张乐部名单，几乎就是一张丝路地图。
坐部伎与立部伎玄宗改制：堂上坐奏者为坐部伎（六部），人数少（三至十二人）而技艺精，用丝竹细乐；堂下立奏者为立部伎（八部），人数多（六十至一百八十人）而气势大，用鼓吹。"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立部又不可教者隶雅乐"——雅乐反而成了最末一等，这在礼制上是件很反常的事。
白居易的讽喻《立部伎》："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雅音替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他用这首诗讽刺礼乐衰败，却正好把唐代乐人的实际等级制度记录了下来。
龟兹乐的分量龟兹乐是十部乐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其乐器（曲项琵琶、五弦、筚篥、羯鼓、铜钹）与调式体系深刻改造了唐代音乐，西凉乐、高昌乐乃至燕乐都带着龟兹的底子。
二教坊、梨园与乐人
唐代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音乐机构体系：太常寺下的大乐署掌雅乐与燕乐的教习考核，鼓吹署掌仪仗鼓吹；开元二年（714）另置左右教坊于蓬莱宫侧，专掌俗乐、歌舞与百戏，直属宫廷而不隶太常；同年又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于禁苑梨园由玄宗亲自教授法曲，号"皇帝梨园弟子"。乐人第一次成为有编制、有考核、有师承的职业。
教坊的规模与考核崔令钦《教坊记》记左右教坊的分工（右多善歌，左多工舞）、乐人的等级（内人、宫人、搊弹家）、以及曲名三百二十五。大乐署对乐工的考核极严："十年大校，未成，则出之"，业成者按所能曲目数量定等。
梨园设于禁苑，规模三百人，专习"法曲"（清雅一路的乐曲）。玄宗本人精通音律、善击羯鼓，"丝竹之音，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后世称戏曲艺人为"梨园弟子"，源出于此，虽然唐代梨园并不演戏。
名乐人李龟年（歌，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永新娘（许和子，"喉转一声，响传九陌"）、念奴（"声出于朝霞之上"，词牌《念奴娇》得名于此）、公孙大娘（剑器舞，张旭观之悟草书，杜甫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雷海青（琵琶，安史之乱中掷琵琶骂贼而死）。
乐人的身份乐户世袭、不得与良人通婚，社会地位低下，但技艺高超者可得帝王赏识而暴富。这种"地位低而声名高"的矛盾处境，是唐代乐人的普遍状况，也是大量唐诗写乐人时那种复杂情绪的来源。
三燕乐二十八调与《霓裳羽衣曲》
唐代俗乐的理论框架是"燕乐二十八调"：以四种调式（宫、商、角、羽）乘以七个音高（七均），得二十八调。它的源头是北周时龟兹乐人苏祗婆带来的"五旦七调"，经郑译推演为八十四调，再在实践中收缩为实际可用的二十八调。而唐代最著名的作品《霓裳羽衣曲》，本身就是一首外来曲调经过本土改造的产物。
从五旦七调到二十八调苏祗婆的"五旦"即五个调高，"七调"即每调高上的七种调式。郑译以之与中国十二律相配得八十四调；唐代实际使用的只有二十八调，这套体系一直沿用到宋代词乐与元代曲牌。
《霓裳羽衣曲》《唐会要》记天宝十三载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说明其曲调源自西凉进献的《婆罗门曲》，由玄宗润色加工而成。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详记其结构：散序六遍（无拍，不舞）、中序十八遍（始有拍，始舞）、曲破十二遍（繁音急节），是了解唐代大曲结构最详尽的一条材料。
大曲的结构唐代大曲由散序、中序（排遍）、破三大段组成，每段若干遍，节奏由自由到规整再到急促。这种"慢—中—快"的三段式，后来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词调与元代的套数。
曲名的改造天宝十三载那次大规模改曲名，把大量带外来痕迹的曲名改成汉语雅名（如《龟兹佛曲》改《金华洞真》），是外来音乐本土化过程中最有象征意味的一步。
四乐器、乐谱与东传
唐代乐器的主角是外来者：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筚篥、羯鼓、铜钹，都在这一时期完成本土化。记谱方面，减字谱由曹柔在唐代创制，敦煌出土的琵琶谱则保留了燕乐的实际记写方式。而正仓院与日本雅乐，则把唐代的乐器实物与部分曲目原样保存到了今天——要看唐乐器，得去奈良。
琵琶与羯鼓曲项琵琶经龟兹自波斯传入，横抱拨弹，唐代成为燕乐主奏；五弦琵琶来自印度。羯鼓出自羯族，玄宗视之为"八音之领袖"，南卓作《羯鼓录》专记其事与曲名一百三十余。
减字谱与敦煌琵琶谱曹柔于唐代在文字谱基础上创减字谱，把左右手指法缩写为字块，古琴的"打谱"传统由此而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琵琶谱》（P.3808）抄于五代，二十五曲，用琵琶指位符号记写，其译解至今聚讼不已。
正仓院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有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世界仅存的唐代五弦实物）、螺钿紫檀阮咸、唐尺八、漆金筝等，皆为八世纪中叶随遣唐使传入或仿制，保存完好。
东传与保存唐乐随遣唐使传入日本成为"唐乐"，与高丽乐合为日本雅乐的两大部类，至今仍在宫内厅乐部演奏。其中《兰陵王》《春莺啭》等曲目，在中国早已失传。
五健舞与软舞——唐乐缺了舞就只剩一半
唐代的"乐"从来包含舞。宫廷与民间的舞蹈按风格分为两大类：健舞刚劲迅疾，多出自西域，如胡旋、胡腾、柘枝、剑器；软舞柔婉舒缓，多为中原旧曲，如绿腰、春莺啭、凉州。此外还有规模宏大的"大曲"舞（《霓裳羽衣》《秦王破阵乐》）与祭祀用的雅舞（文舞、武舞）。唐诗里大量的舞蹈描写，写的正是这几类。
胡旋与胡腾胡旋舞出康国，以急速旋转为特征，白居易《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千匝万周无已时"；胡腾舞出石国，以腾跳踏步为主，李端《胡腾儿》"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二者皆由粟特人带入，安禄山、杨贵妃都善胡旋。
柘枝与剑器柘枝舞出石国，着窄袖胡帽、以鼓为节，"鼓催残拍腰肢软"；剑器舞为女子执剑（或空手作剑势）而舞，公孙大娘最著，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张旭观其舞而悟草书笔意。
软舞与大曲绿腰（六幺）为软舞代表，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秦王破阵乐》为太宗所制，一百二十八人披甲执戟而舞，玄奘西行至印度时，戒日王曾问起此曲——唐乐舞的名声远播到了恒河流域。
舞谱与图像敦煌藏经洞出土《敦煌舞谱》残卷（P.3501等），以"令、舞、据、摇、送"等字记舞姿节奏，是现存最早的舞谱；莫高窟壁画中的伎乐天与经变画乐舞场面、西安唐墓的乐舞俑，则提供了动作与编制的图像证据。
六唐代的音乐文献与雅乐的另一条线
唐人不只演奏，也大量记录。崔令钦《教坊记》记乐人与曲名，南卓《羯鼓录》专记一件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分乐部、乐器、歌舞、俳优逐条记述，杜佑《通典·乐典》则把历代乐制做成通史。这四部书加上《旧唐书·音乐志》，构成了唐代音乐唯一可靠的文字来源。而在热闹的燕乐之外，雅乐其实一直有自己的一条线，只是没人听。
《教坊记》崔令钦撰，记左右教坊的分工、乐人等级（内人、宫人、搊弹家）、轶事若干，并附曲名三百二十五。这份曲名表极其重要——后世许多词牌（《菩萨蛮》《浣溪沙》《望江南》）都能在其中找到最早的出处。
《羯鼓录》与《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记羯鼓源流、玄宗与宋璟论鼓、并列曲名一百三十余；段安节《乐府杂录》成于唐末，分雅乐部、云韶部、清乐部、鼓吹部等十四门，并记名乐人事迹，是唐代音乐的百科式记录。
雅乐的另一条线武德九年祖孝孙定《大唐雅乐》，厘定"十二和"之乐（豫和、顺和、永和等）用于郊庙朝会；贞观年间张文收又作《景云河清歌》。雅乐在唐代制度完备而实际地位低落，白居易"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正是这种处境的写照。
乐的行政太常寺下大乐署掌雅乐与燕乐的教习考核、鼓吹署掌仪仗；教坊与梨园直属宫廷。《唐六典》规定大乐署乐工"十年大校，未成，则出之"，业成者按所能曲目数量定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成文的音乐考核制度。
十部乐来源
一张乐部名单，就是一张丝路地图。
| 乐部 | 来源 | 特点与代表乐器 |
|---|---|---|
| 燕乐 | 中土新造 | 宴飨之乐，唐代新制，居十部之首 |
| 清商 | 中土旧曲 | 汉魏六朝以来的传统曲调，中原正声 |
| 西凉 | 凉州（今武威） | 龟兹乐与中原乐的混合，"变龟兹声为之" |
| 天竺 | 印度 | 佛曲一系，与佛教东传同来 |
| 高丽 | 朝鲜半岛 | 用弹筝、卧箜篌、桃皮筚篥 |
| 龟兹 | 今新疆库车 | 十部中影响最大，曲项琵琶、筚篥、羯鼓 |
| 安国 | 布哈拉（中亚） | 昭武九姓之一，用箜篌、琵琶、五弦 |
| 疏勒 | 今新疆喀什 | 用竖箜篌、琵琶、筚篥、羯鼓 |
| 康国 | 撒马尔罕（中亚） | 以胡旋舞著称，用笛、正鼓、铜钹 |
| 高昌 | 今新疆吐鲁番 | 贞观十六年平高昌后加入，十部乐由此定数 |
唐代的节日第一次从家族的院子里走到街上——因为这是全年唯一几个不宵禁的晚上。
一岁时节令与国家假日
唐代是中国节日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时期之一。《假宁令》规定：元日、冬至各放假七日，寒食清明四日（后增至七日），中秋、夏至、腊日各三日，此外还有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上巳、七夕、重阳等一日假，再加每十日一次的旬假。把节日写进法令，意味着国家承认了民间时间的正当性。
上元三夜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解除宵禁，称"金吾不禁"，睿宗景云二年（711）始为三夜。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这是坊市制度唯一被合法打破的几个晚上，也因此成了唐诗里最热闹的题材。
中和节德宗贞元五年（789）新立，定二月初一，取代旧有的"正月晦日"。这一天百官献农书、民间献种子、进"中和酒"、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相赠。由皇帝下诏新造一个节日，在中国节俗史上很少见。
寒食与清明的合并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下诏"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把民间的扫墓行为正式纳入国家礼典。寒食禁火三日、清明取新火，两节因假期相连而逐渐合一，今天的清明扫墓之制即定于此。
中秋成节唐以前八月十五并非节日。唐代文人赏月之风渐盛，欧阳詹《玩月诗序》、以及大量"八月十五夜"为题的诗作，标志着中秋开始成为独立节日，至北宋才完全定型。
二婚俗与丧俗
唐代婚礼在六礼的框架之外，生长出大量热闹的民间环节：障车、催妆、下婿、青庐、却扇、观花烛。这些环节在敦煌出土的《下女夫词》《障车文》里保存得最完整。丧俗方面则呈现出佛教与本土的深度混合：七七斋、盂兰盆会与传统的五服丧制并行不悖。唐人处理生死的方式，是儒释道三套并用而互不追究。
障车与催妆迎亲途中亲友拦车索要酒食财物称"障车"，一度闹到朝廷屡次下诏禁止；新妇故意迟迟不出，男方须作"催妆诗"催促，贾岛、陆畅皆有催妆之作。这些环节把婚礼从家族仪式变成了街坊事件。
青庐与却扇北朝传下的习俗：在住宅西南角设青布幔帐为"青庐"，新人在其中交拜；新妇以团扇遮面，男方赋"却扇诗"后方去扇露面。李商隐有"却扇"之作。
门第婚唐代士族仍重门第，崔、卢、李、郑、王"五姓七望"之间互为婚姻，虽经太宗、高宗两次下诏抑制而不改。薛元超曾自叹平生三恨，其一便是"不得娶五姓女"。
丧葬中的混合厚葬之风盛行，三彩俑、镇墓兽、十二生肖俑大量随葬；同时七七斋（每七日一祭，共七次）与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普及，佛教的轮回观与儒家的宗法丧制共处于同一场葬礼中。
三游艺：马球、拔河、斗鸡与秋千
唐代的游艺活动带着浓厚的尚武与外来色彩。马球（击鞠）自吐蕃传入，上至皇帝下至进士无不为之；拔河（牵钩）曾在宫中举行千人规模的比赛；斗鸡在玄宗朝成为举国狂热，一个善驯鸡的少年可以因此富贵。这些活动大多有画像或壁画为证，是唐人生活最生动的一面。
马球章怀太子墓《马球图》绘二十余骑击球场面，是最直接的图像证据。唐中宗曾令李隆基等四人与吐蕃使团比赛并获胜；新科进士有"月灯阁打球宴"；敬宗、宣宗皆嗜此戏。长安大明宫、清思殿、梨园皆设球场。
拔河唐玄宗《观拔河俗戏》诗序记"俗传此戏必致丰年"，开元十一年曾于宫中举行千余人的大拔河，"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
斗鸡玄宗于宫中置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司驯养。少年贾昌善驯鸡，玄宗宠之，号"神鸡童"，当时民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陈鸿《东城老父传》专记其事。
秋千与其他寒食清明荡秋千，玄宗称之为"半仙之戏"；另有蹴鞠（已用充气球并设球门）、射箭、樗蒲、双陆、围棋（设棋待诏于翰林院）。
四市井娱乐：参军戏、俗讲与变文
唐代城市里出现了面向普通人的商业性表演。参军戏由两人演出、以调谑为主，是中国戏曲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寺院的"俗讲"把佛经讲成故事，并发展出图文并茂的"变文"与"变相"；此外还有说话（说书）、散乐百戏。这些形式合起来，构成了宋代勾栏瓦舍的前身。
参军戏由两个角色构成：被戏弄者称"参军"，戏弄者称"苍鹘"。相传起于后赵石勒惩治贪赃的参军周延，至唐代发展为固定的表演形式，语言诙谐、多有讽刺时政者。两角对演的体制，直接通向后世的副净与副末。
俗讲与变文寺院在斋会时以通俗语言讲唱佛经故事，称"俗讲"，主讲者为"俗讲僧"，文溆和尚最负盛名，"听者填咽寺舍"。其底本即"变文"，韵散相间、可讲可唱；配合悬挂的图画（变相）演出。敦煌出土变文数百篇，题材已由佛经扩展到历史与民间故事（《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
说话已有"说话"之名，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职业说书人在唐代城市中已经出现。
戏场与寺庙长安的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等大寺设有固定的"戏场"，《南部新书》记"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寺院是唐代最主要的娱乐场所。
五社日与社邑——唐代基层社会的真实样子
在唐人的一年里，分量最重的民间节日不是中秋，而是社日。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祈谷，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报谢，全村停工、杀牲祭社神、分胙肉、聚饮，王驾"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写的正是这一天。而组织这些活动的，是遍布城乡的"社邑"——敦煌出土的社邑文书，是了解唐代基层社会最直接的一手材料。
社的双重身份"社"既是土地神，也是基层的地域单位。二十五家为一社（《周礼》旧制），唐代乡村普遍立社，社祭时"社酒""社肉""社糕"分予各户，杜甫"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即写此。
敦煌社邑文书藏经洞出土的社邑文书数百件，包括社条（章程）、社司转帖（召集通知）、社历（账目）。社的功能远超祭祀：兴修水利、丧葬互助、造窟修寺、乃至借贷与纠纷调解都由社来办，违约者按社条罚酒罚面。
转帖的写法"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油一合、面一斤、粟一斗。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五日，于兰若取齐。如有先到后到，各罚酒半瓮。"这类文书把唐代一个村社的运作细节完整保留了下来，是正史里完全看不到的内容。
社与佛寺许多社邑同时是佛教结社（邑社、香火社），目的在于集资造像、写经、修窟。莫高窟大量洞窟的供养人题记里，"社人某某"的署名比比皆是——敦煌的石窟，相当一部分是由这种民间组织凑钱开凿的。
六唐人的饭桌：胡食、烧尾宴与茶食
唐代饮食最大的特点是"胡化"：胡饼（烤制的芝麻饼）成为主食之一，毕罗（带馅的蒸烤面食）、搭纳（油煎面点）、三勒浆与葡萄酒皆自西域来。主食北方以饼为主（蒸饼、汤饼即面条、胡饼），南方食饭；肉以羊为贵，牛因耕作而禁宰。而最能代表唐代宴席规格的，是"烧尾宴"。
烧尾宴官员升迁或进士及第时向皇帝进献的盛宴。韦巨源拜尚书左仆射时所献食单残存五十八道，录于《清异录》，有"素蒸音声部"（用面塑七十个蓬莱仙人乐队）、"遍地锦装鳖"、"生进二十四气馄饨"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高级宴席菜单。
胡食《唐语林》记"贵人御馔，尽供胡食"。胡饼最普及，白居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毕罗有蟹黄毕罗、樱桃毕罗等，长安有专门的"毕罗店"。安史之乱中玄宗奔蜀，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可见其常见程度。
调味与酒无辣椒（明代方入），辛味靠茱萸、姜、蒜、芥；糖以蔗浆、石蜜为主，贞观年间遣使赴摩揭陀学熬糖法。酒以米酒为主、度数低，另有西域传入的葡萄酒（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得其酿法）与三勒浆（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茶食与点心随着茶的普及出现了佐茶的点心。"点心"一词见于唐人笔记，《唐六典》已有"寒具"（油炸面食）之名；寒食节的醴酪、杏酪粥，上巳的曲江宴食，都把节令与食物绑在一起。
唐代节假日
把节日写进《假宁令》，是国家对民间时间的一次正式承认。
| 节令 | 假期 | 主要活动 |
|---|---|---|
| 元日（正月初一） | 七日 | 朝会、饮屠苏、贴桃符、爆竹 |
| 上元（正月十五） | 三夜不禁 | 张灯、观灯、金吾不禁、踏歌 |
| 人日（正月初七） | 一日 | 剪彩为人、登高、赋诗 |
| 中和（二月初一） | 一日 | 献农书、进中和酒、赠百谷瓜果（贞元五年新立） |
| 上巳（三月初三） | 一日 | 曲江游宴、祓禊、赐宴群臣 |
| 寒食 · 清明 | 四至七日 | 禁火、上墓、蹴鞠、秋千、取新火 |
| 端午（五月初五） | 三日 | 竞渡、粽子、系五色丝、赐扇 |
| 七夕（七月初七） | 一日 | 乞巧、穿针、陈瓜果 |
| 中元（七月十五） | 三日 | 盂兰盆会、祭祖、放灯 |
| 中秋（八月十五） | — | 玩月、赋诗（唐代始成节，尚无法定假期） |
| 重阳（九月初九） | 一日 | 登高、赏菊、佩茱萸、赐宴曲江 |
| 冬至 | 七日 | 朝贺、祭天、履长 |
| 腊日 | 三日 | 祭百神、赐口脂面药 |
| 旬假 | 每十日一日 | 官员常规休沐 |
唐诗之所以是唐诗，一半因为天才，一半因为制度——写诗在唐代是一门实实在在的进身技术。
一律诗是怎么定下来的
格律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一百五十年试验的结果。南朝沈约提出四声八病之后，诗人开始自觉调配声调；初唐上官仪总结"六对""八对"使对仗有了条目；元兢提出"换头术"（即后来的"黏"）解决了联与联之间的衔接；最后由沈佺期、宋之问"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把句数、字数、平仄、黏对、押韵、对仗六项一次性固定。《新唐书》称"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律诗自此成立。
八病到平仄沈约的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过于繁琐，实际难以遵守。唐人把它简化为"平"与"仄"两类的交替，规则一下子从八条变成一条，可操作性完全不同——这是格律得以普及的关键一步。
黏与换头元兢《诗髓脑》提出"换头术"：下一联出句的第二字要与上一联对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同。有了这条，八句才能串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四副对联的堆叠。失黏即为出律，是律诗最基本的毛病。
沈宋的贡献沈佺期、宋之问本为宫廷应制诗人，人品不佳而技术精到。他们把前人零散的声律经验整理为可教可学的定式，并以大量作品示范。技术的成熟往往由二流诗人完成，一流诗人负责把它用到极处——唐诗正是这个次序。
古体的保留律诗定型并没有取消古体。李白的歌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古体，因为长篇叙事与激烈情绪需要换韵与自由的句式。近体与古体自此分工，各管一摊。
二四期与流派
明人高棅《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这个划分沿用至今。它之所以站得住，是因为每一期的转折都对应着一次社会条件的改变：初唐从宫廷应制中挣脱并完成格律定型；盛唐国力与诗艺同时登顶；安史之乱后转向现实与奇险；晚唐则向内收缩为精工与感伤。
初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把诗题材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倡汉魏风骨，《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以近乎散文的句式写尽苍茫；沈宋则在技术上完成定型。
盛唐山水田园一路有王维、孟浩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边塞一路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以古体歌行纵横，杜甫以律诗承载家国。两大题材、两座高峰，同时出现在三十年之内。
中唐白居易、元稹倡新乐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语言务求老妪能解；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另走奇险一路，"郊寒岛瘦"、李贺号"诗鬼"；刘禹锡、柳宗元在贬谪中写出另一种清峻。
晚唐李商隐以用典与朦胧把抒情推到极致，《锦瑟》千年聚讼；杜牧长于咏史绝句，"商女不知亡国恨"；温庭筠、韦庄已在大量写词，诗与词的分野在此悄然形成。
三唐诗是怎么流通的
唐诗的产量与传播速度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堪称异常，原因在于它有四条独特的流通渠道：行卷（作为进身之阶投献权贵）、题壁（写在驿站、寺庙、酒楼的墙上）、乐工传唱（配乐演唱于宴席与市井）、以及选本与别集的编纂。一首诗写成后，可以在几个月内传遍南北——这在当时是很惊人的效率。
行卷考前把自己的诗文写成卷轴投献权贵名流以求延誉。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谒顾况、朱庆馀以《近试上张水部》"画眉深浅入时无"试探张籍，都是行卷的现场记录。这条制度直接把写诗变成了可以改变命运的技术。
题壁驿站、寺观、酒楼的墙壁是唐代的公共发表平台。元稹与白居易"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即以驿壁为媒介互答；寺壁诗多到有专门的"诗板"供题写。题壁的诗一旦被传抄，几天之内就能沿着驿道传开。
旗亭画壁薛用弱《集异记》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饮酒，以伶人所唱何人之诗定高下。故事真伪难辨，但它说明唐诗与乐工演唱之间确有紧密关系——绝句尤其常被谱曲传唱。
选本与别集殷璠《河岳英灵集》（753）、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韦庄《又玄集》、元结《箧中集》等选本，各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与评语；白居易生前自编《白氏长庆集》并分藏数处，是唐人中最有"版本意识"的一位。
四词在唐代的萌芽
词并不是宋代才出现的。唐代中期，随着燕乐的繁盛，按曲调填写长短句的做法已经出现；敦煌出土的曲子词证明它首先生长在民间，文人只是随后跟进。张志和《渔歌子》、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忆江南》是早期文人词的代表；至晚唐温庭筠大量创作，五代《花间集》（940）编成，词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文体。
敦煌曲子词藏经洞出土曲子词五百余首，其中《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是最早的词集。题材涉及征夫思妇、商贾行旅、边塞戍卒，语言质朴、不避俚俗，与后来文人词的婉约路数大不相同——词的出身是民间的。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于大历年间，是最早也最著名的文人词之一，并东传日本，嵯峨天皇曾仿作。
白居易与刘禹锡二人同作《忆江南》，白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为脍炙。这批作品句式已长短参差、依调填写，但作者本人仍视之为"诗余"，尚未当成独立的文体。
温庭筠与《花间集》温庭筠现存词六十余首，"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密丽如画，是第一个大量专力作词的文人。后蜀赵崇祚于940年编《花间集》，收十八家五百首，温词居首——词至此有了自己的总集与审美标准。
五《文镜秘府论》——唐代诗学的唯一完本
唐人写过大量"诗格""诗式"一类的技术手册，教人怎么调声、怎么对属、怎么立意，但这些书在中国本土几乎全部散佚。幸而日本僧人空海（弘法大师）于唐贞元年间入唐求法，归国后把所见的唐代诗格汇编为《文镜秘府论》六卷（约820年），按天、地、东、南、西、北六卷分类。今天要看唐人自己怎么讲诗律，只有这一部书。
六卷的内容天卷论调声（四声与平仄的配置）、地卷论对属（各种对仗的名目）、东卷论集论（文体与创作论）、南卷论文意（立意与构思）、西卷论病累（二十八种声病）、北卷论对（对仗的细目）。从声到对到意，一套完整的写作教程。
保存了什么书中征引并保存了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皎然《诗议》等十余种今已亡佚的唐人诗论。其中元兢提出的"换头术"（即"黏"的规则），正是靠这部书才留下了原始表述。
为什么在日本唐代诗格属于实用技术手册，不入四部正典，本土藏书家不重视，战乱中最先散失；而日本正处在全面学习唐诗的阶段，这类手册恰恰是最需要的东西。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唐乐（正仓院）与唐代律令（《大宝律令》）上。
回流此书在中国失传千年，清末杨守敬使日访书才重新为国人所知，20世纪以后才有校注本。今天讲唐代诗律，几乎每一条都绕不开它。
六省试诗——科举考场上的那首诗
唐代进士科要考诗，考场上作的诗称"省试诗"（又称试帖诗）。格式固定：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题目由主司出，前冠"赋得"二字，限定用韵，中间数联须对仗，且须切题、颂圣、不得有犯讳之语。这种诗绝大多数平庸乏味，但它是理解唐诗与制度关系最要紧的一环——一个人写了十几年诗，最后决定命运的是这一首。
祖咏《终南望余雪》开元十二年应试，题为"终南望余雪"，按制须作六韵十二句，祖咏只写了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交卷时有司诘问，答曰"意尽"。这是唐代考场上最著名的一次违规，也是省试诗留下的唯一名篇。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天宝十载应试之作，结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传诵千年，被视为省试诗的最高水准。全诗严守五言六韵十二句、限"青"韵的规定——在最不自由的格式里写出了最开阔的结尾。
行卷与省试的关系正因为省试诗难出彩，主司更倚重考前的"行卷"来判断真实水平。这就形成了唐代特有的双轨：场外靠行卷积累声望，场内靠省试诗过关。唐诗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场外那一轨。
后世宋代一度罢诗赋而专用经义，后又反复；清代乾隆二十二年恢复试帖诗，改为五言八韵十六句，直至科举废止。"赋得"二字作为诗题的前缀，也由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类别。
唐诗选本与总集
唐人选唐诗，标准各不相同，比后世的追认更可靠。
| 书名 | 编者 | 年代 | 收录 | 特点 |
|---|---|---|---|---|
| 河岳英灵集 | 殷璠 | 753 | 24家234首 | 选盛唐诗，重"风骨"与"兴象"，不选杜甫 |
| 箧中集 | 元结 | 760 | 7家24首 | 专选古体，反对绮靡 |
| 中兴间气集 | 高仲武 | 785 | 26家132首 | 选大历诗人，补盛唐之后的空白 |
| 御览诗 | 令狐楚 | 约813 | 30家286首 | 奉敕所编，多选近体 |
| 极玄集 | 姚合 | 约835 | 21家100首 | 自称"诗家射雕手"，选中唐清雅一路 |
| 又玄集 | 韦庄 | 900 | 142家297首 | 首次选入女诗人与僧道之作 |
| 才调集 | 韦縠 | 五代 | 1000首 | 偏重晚唐绮艳一路 |
| 白氏长庆集 | 白居易自编 | 824起 | 2800余首 | 唐人自编别集的典范，分藏数处以防散佚 |
| 全唐诗 | 彭定求等 | 1705 | 2200余家48900余首 | 清康熙敕编，唐诗的总汇 |
通查
跨门类的几张表：品阶服色、人物谱、坊名与年号。表格可筛选，双击一行复制整行。
品阶 · 服色 · 鱼袋
读唐诗文时最实用的一张表——看见官名先查品，看见"紫""绯"就知道品。
| 品阶 | 服色 | 佩鱼 | 代表职事官 |
|---|---|---|---|
| 一品 | 紫 | 金鱼袋 | 太师、太傅、太尉（多为赠官或虚衔） |
| 二品 | 紫 | 金鱼袋 | 尚书令、中书令（后不常置）、大都督 |
| 三品 | 紫 | 金鱼袋 | 侍中、中书令、六部尚书、御史大夫 |
| 四品 | 绯（朱红） | 银鱼袋 | 六部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 |
| 五品 | 绯 | 银鱼袋 | 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上州刺史、郎中 |
| 六品 | 绿 | — | 员外郎、侍御史、中县令 |
| 七品 | 绿 | — | 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下县令 |
| 八品 | 青 | — | 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县丞 |
| 九品 | 青 | — | 校书郎、正字、参军 |
唐代人物谱
按行当排，方便横向找人。同一个人往往跨两三栏——唐人本来就不太分文理。
| 行当 | 人物 | 要点 |
|---|---|---|
| 帝王 | 李世民 | 贞观之治；本人善飞白书，笃好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传为其殉葬昭陵 |
| 帝王 | 武则天 | 大兴科举，创殿试与武举；造字、崇佛，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为其时所造 |
| 帝王 | 李隆基 | 开元之治；精通音律，设教坊梨园，传为《霓裳羽衣曲》润色者 |
| 名臣 | 魏徵 | 谏臣典范，主持修《隋书》；"以铜为镜"之喻出太宗悼其语 |
| 名臣 | 狄仁杰 | 武周名相，以举荐人才著称；后世公案小说主角的历史原型 |
| 名臣 | 杨炎 | 建中元年行两税法，中国赋税史转折点 |
| 诗 | 李白 | 古体歌行与绝句的极致，存诗九百余首，"诗仙" |
| 诗 | 杜甫 | 沉郁顿挫，以律诗承载家国，"诗圣"；《登高》被推为古今七律第一 |
| 诗 | 王维 | 诗画双绝，辋川别业主人，后世奉为文人画之祖，"诗佛" |
| 诗 | 白居易 | 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长恨歌》《琵琶行》 |
| 诗 | 李商隐 | 用典与朦胧的极致，无题诗千年聚讼 |
| 文 | 韩愈 | 古文运动领袖，"文起八代之衰"；主张文以载道 |
| 文 | 柳宗元 | 古文与山水游记并擅，《永州八记》；永贞革新参与者 |
| 书 | 欧阳询 | 险劲严整，《九成宫醴泉铭》为楷书第一范本 |
| 书 | 颜真卿 | 雄浑开张，《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 |
| 书 | 柳公权 | 骨力遒劲，《玄秘塔碑》；与颜并称"颜筋柳骨" |
| 书 | 张旭 · 怀素 | 狂草两峰，"颠张醉素" |
| 画 | 阎立本 | 人物画庙堂气象，《步辇图》《历代帝王图》 |
| 画 | 吴道子 | "吴带当风"，线描宗师，被尊为"画圣" |
| 画 | 李思训 | 金碧青绿山水，与子李昭道并称"大小李将军" |
| 画 | 张萱 · 周昉 | 仕女画，《捣练图》《簪花仕女图》，"绮罗人物" |
| 乐 | 李龟年 | 开元第一乐工，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所怀之人 |
| 乐 | 公孙大娘 | 剑器舞名家；张旭观其舞而悟草书笔意，杜甫有诗记之 |
| 茶 | 陆羽 | 《茶经》作者，后世奉为茶神 |
| 茶 | 卢仝 | 《七碗茶歌》，把饮茶写成一次精神上的飞升 |
| 科技 | 僧一行 | 子午线实测、《大衍历》、黄道游仪 |
| 科技 | 孙思邈 |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药王" |
| 宗教 | 玄奘 | 西行求法、译经75部1335卷、《大唐西域记》 |
| 宗教 | 慧能 | 禅宗六祖，南宗顿悟一派，《坛经》是唯一由中国人所著而称"经"的佛典 |
| 宗教 | 鉴真 | 六次东渡日本，传戒律并带去建筑、医药、书法，奈良唐招提寺为其所创 |
| 史 | 刘知几 | 《史通》，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 |
| 史 | 杜佑 | 《通典》，第一部体例完备的典章制度通史 |
长安名坊速查
读唐人诗文笔记常碰到的地名。全城一百零八坊，这里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批。
| 坊名 | 位置 | 与什么有关 |
|---|---|---|
| 平康坊 | 东市之西，皇城东南 | 进士与举子聚居，亦为妓馆所在，"北里"即指此，唐人风流韵事多出于此 |
| 崇仁坊 | 皇城东南角 | 邻近尚书省，举选之士多寓居，"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 |
| 晋昌坊 | 城东南 | 大慈恩寺与大雁塔所在，新进士"雁塔题名"即在此 |
| 靖善坊 | 朱雀街东 | 大兴善寺所在，唐密根本道场，不空、善无畏译经于此 |
| 亲仁坊 | 东市南 | 郭子仪宅在此，"门不设关，任人出入" |
| 宣阳坊 | 东市西南 | 多为高官宅第，白居易曾赁居附近 |
| 新昌坊 | 城东南 | 青龙寺所在，日僧空海曾于此从惠果受法 |
| 布政坊 | 皇城西南 | 胡祆祠所在，祆教（拜火教）在长安的活动中心 |
| 义宁坊 | 西市北 | 波斯胡寺（景教）所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即与此相关 |
| 延康坊 | 西市东南 | 西明寺所在，玄奘曾居；寺内藏书甚富 |
| 修政坊 · 曲池坊 | 城东南隅 | 紧邻曲江池与芙蓉园，进士曲江宴、杏园探花所在 |
| 永宁坊 | 朱雀街东 | "三绝"碑所在；坊内多贵戚宅第 |
年号速查
唐人纪年用年号，换算成公元才对得上事。
| 年号 | 起讫 | 在位 | 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
|---|---|---|---|
| 武德 | 618—626 | 高祖 | 开国、统一战争 |
| 贞观 | 627—649 | 太宗 | 贞观之治；玄奘西行；平东突厥 |
| 永徽 | 650—655 | 高宗 | 《唐律疏议》颁行；永徽之治 |
| 垂拱 · 天授 | 685—692 | 武则天 | 武周代唐，690年改国号 |
| 开元 | 713—741 | 玄宗 | 开元之治；一行测天、《大衍历》 |
| 天宝 | 742—756 | 玄宗 | 李白入京；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
| 大历 | 766—779 | 代宗 | 战后重建；大历十才子 |
| 建中 | 780—783 | 德宗 | 两税法；《茶经》约成于此前后 |
| 贞元 | 785—805 | 德宗 | 韩柳古文运动酝酿期 |
| 永贞 | 805 | 顺宗 | 永贞革新百余日而败 |
| 元和 | 806—820 | 宪宗 | 元和中兴；新乐府运动；《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 |
| 长庆 | 821—824 | 穆宗 | 白居易编定《白氏长庆集》 |
| 会昌 | 841—846 | 武宗 | 会昌灭佛 |
| 大中 | 847—859 | 宣宗 | 小太宗；李商隐、杜牧活跃期 |
| 咸通 | 860—874 | 懿宗 | 868年《金刚经》雕版印本；法门寺迎佛骨 |
| 乾符 · 广明 | 874—881 | 僖宗 | 黄巢起义，881年入长安 |
| 天祐 | 904—907 | 哀帝 | 唐亡 |
初 · 盛 · 中 · 晚
唐代的四个阶段，不只是诗风之分，是整个社会条件的四次改变。
诗里的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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