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
581—618 · 三十七年
一个只有三十七年的王朝，却为此后一千多年定下了骨架：三省六部、科举、开皇律、大运河、《切韵》，都起于隋。南北朝三百年的分裂在这里收束，南方的文辞与北方的制度第一次合在一处。
隋常被当作唐的序章，或者当作一个暴君亡国的教训。这两种看法都没有错，却都不够。隋文帝在二十多年里重建了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三省六部分掌决策、审议与执行，州县两级取代了冗滥的州郡县三级，《开皇律》删繁就简，选官开始以考试取代门第的推举。隋炀帝则在十几年里做了几代人才做得完的工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西巡张掖、三征高句丽——运河留了下来，王朝却被耗尽。唐代的许多辉煌，是在隋打下的地基上建起来的。下面先看它的骨架，再看这十卷在隋代各自走到了哪里。
这些不是国学的门类，但十个门类都长在上面
城、制度、钱粮与社会。隋代的每一门技艺，往前追一步几乎都会撞上这四块中的某一块——所以先把它们摊开，后面读十卷时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
大兴、东都与江都
一座预先规划的京师，一座以运河为中心的东都，一座炀帝最终不肯离开的江都。 共 3 条。
一大兴城：一座预先画好的都城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嫌汉长安城狭小破旧、水质咸卤，命宇文恺在其东南的龙首原另建新都，次年即迁入，因文帝早年封大兴公，城名"大兴"。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按图纸先规划、后建造的都城工程。唐代的长安城，就是这座城改了个名字。
先画后建宫城居北，皇城在其南，官署集中于皇城之内，与民居严格分开；外郭城以棋盘式街道划分为一百多个坊，东西各设一市（隋称都会市、利人市）。唐代长安的格局，在隋代已经全部定下。
宇文恺北周与隋的建筑家，出身鲜卑贵族，主持了大兴城、东都洛阳与广通渠等工程，还曾设计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帐与移动的"观风行殿"。
六条高坡据说宇文恺把城内由北向南的六道高坡比作乾卦六爻，在最高处安置宫殿与官署，又在一些坡上建寺观以"镇"之。这种说法见于唐宋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营造观念。
速度外郭城在隋代并未完全建成，许多坊里长期空旷，唐代才陆续填满。一座按百万人口设计的城，在建成之初其实人烟稀少。
二东都洛阳：运河的中心
炀帝即位后第二年（605），命杨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据《隋书》记载，每月役使民夫多达二百万人，又迁洛阳附近州县及天下富商大贾数万户充实新都。洛阳地处天下之中，通济渠、永济渠都以它为枢纽，炀帝在位期间，实际上以东都为政治中心。
为什么是洛阳关中地狭，粮食要靠漕运，而三门峡一段黄河险恶难行。洛阳东接运河，粮食可以直达。炀帝的诏书说洛阳"水陆通，贡赋等"，讲的就是这一点。
宫城与洛水东都宫城在城西北，洛水从城中穿过，城分南北两部分，以桥相连。这与大兴城方方正正的格局不同，更多地顺应了地形。
西苑宫城之西营造西苑，周长二百里，园中凿海、筑山、设十六院。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之一，详见园林一节。
唐代的东都唐代沿用隋洛阳，武则天时一度以此为"神都"，长期作为第二首都。隋唐两代"两京并立"的格局，从炀帝营洛开始。
三江都与离宫：流动的朝廷
炀帝一生多在路上：三下江都、北巡榆林、西巡张掖、三征辽东。他沿途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江都、仁寿、汾阳、晋阳都有行宫。朝廷随皇帝移动，龙舟、行殿、仪仗动辄绵延数百里。一个王朝的中心，一度不在任何一座固定的城里。
江都杨广即位前任扬州总管十年，熟悉江南，即位后三次南巡江都，最后一次不再北返，死于江都宫中。扬州在隋唐之际成为运河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龙舟炀帝南巡所乘龙舟高四层，上有正殿、内殿与东西朝堂，后随船只数千艘，挽船者数万人，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数字或有夸张，但场面之大可以想见。
仁寿宫文帝时杨素在岐州营建，文帝初见其壮丽，怒其劳民，独孤皇后却颇喜爱，文帝后来常往避暑，最终也死在这里。唐代改名九成宫。
行殿与大帐宇文恺为炀帝北巡设计的"观风行殿"可以拆装、下有轮轴，大帐可坐数千人。突厥可汗见之，以为神工。工程技术在这里被用于展示帝国的威仪。
三省六部、开皇律与科举
中央集权的重建、法典的删定、选官制度的转向，以及耗尽一切的辽东之役。 共 4 条。
一三省六部：分权的中枢
隋文帝废除北周模仿《周礼》设立的六官，在汉魏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诸省基础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内史省（唐称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核封驳，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民、工六部。这套制度被唐代全盘继承，此后一千三百年，六部之名一直沿用。
决策、审议与执行三省分工的要义，是让一道诏令要经过起草、审核两道程序才能施行，门下省可以把不妥的诏令驳回。它既是对皇权的一种约束，也是对宰相权力的分割。
宰相集体三省长官共同议政，都是宰相，宰相从一人变为若干人。唐代的"政事堂"会议，就是这个格局的发展。
州县二级开皇三年（583），杨尚希上书指出天下"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文帝于是废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裁撤大量冗官。地方行政的层级从此精简。
地方官回避隋代规定地方官不得用本地人，州县佐官也改由中央任命，每年考核。地方豪族把持本地官职的局面，从此被打破。
二《开皇律》：法典的删定
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命高颎等人修订法律，开皇三年（583）又命苏威、牛弘等人删定，成《开皇律》十二卷五百条。它删去了大量死罪与酷刑，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五刑，列出"十恶"之罪。唐律即以《开皇律》为蓝本，而唐律又是此后东亚诸国法典的源头。
五刑笞、杖、徒、流、死，由轻到重，各分等级，取代了此前的肉刑与枭首、车裂等酷刑。这一刑罚体系一直沿用到清末。
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者不在赦免之列。"十恶不赦"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
删繁就简据《隋书·刑法志》，新律比旧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执法与立法文帝晚年用法日严，甚至有盗一钱以上即处死的诏令，与《开皇律》的宽简精神背道而驰。好的法典与好的执法，并不总是同时出现。
三科举：从门第到考试
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按门第与声望评定人物，"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隋文帝废除中正，令各州每年向中央推举人才，经考试录用；炀帝时设进士科，以文辞取士。以考试而不是出身作为做官的主要依据，由此开始。
秀才与明经开皇年间已有秀才科、明经科等名目，秀才科要求极高，隋代登第者仅十余人。唐代初年仍设秀才科，后来因要求过严而逐渐废止。
进士科一般认为进士科设于大业年间，考时务策。唐代的进士科后来加试诗赋，成为最受尊崇的一科，诗歌由此与仕途直接挂钩。
规模很小隋代科举取士的人数极少，朝中要职仍多由关陇贵族与北周旧臣担任。制度的方向已经改变，社会结构的改变却要等到宋代。
争议科举究竟始于哪一年，学界有开皇七年、大业元年、大业二年等多种说法。但无论哪一年，"废中正、行考试"的转折都发生在隋代。
四辽东之役与隋的覆亡
大业八年（612），炀帝发兵一百一十余万，号称二百万，亲征高句丽，结果在萨水（今朝鲜清川江）大败，渡辽的三十万大军生还者据说只有两千余人。此后又两次东征，均无功而返。连年的征发耗尽了民力，各地起兵此起彼伏，六年后隋亡。
为何必征高句丽据有辽东，与突厥往来，在隋廷看来是东北边疆的隐患。唐太宗、唐高宗也数次东征，最终在668年灭高句丽。征辽本身并非炀帝一人的妄想，问题在于方式与节奏。
民力营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幸、征辽几乎同时进行，男丁不足，以至役及妇女。《隋书》说"天下死于役"，是隋亡最直接的原因。
长白山大业七年，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邹平一带）起兵，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此后翟让、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等相继而起。
与秦相比后人常把隋与秦并提：都统一了长期分裂的天下，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制度，都二世而亡。唐人从隋的覆亡中得到的教训，塑造了贞观之治。
运河、粮仓与户口
大运河的开凿、天下粮仓的积蓄、括户与输籍、钱币的统一。 共 4 条。
一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的水网
从开皇四年（584）的广通渠，到大业六年（610）的江南河，隋代先后开凿、疏浚了五段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北通涿郡，东南达余杭，形成了一个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运输网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旧渠新用邗沟是春秋时吴国所开，汴水、鸿沟在战国与汉代已有，江南也早有运河。隋的做法是把这些旧渠疏通、截弯、加宽，连接成统一的系统，并规定河宽与两岸御道的标准。
为了什么运河的首要功能是运粮与运兵：把江淮的粮食运到洛阳与关中，把兵员与物资运往河北前线。南北的经济由此连成一体。
代价据史书记载，开通济渠时征发民夫百余万，开永济渠时男丁不足，以妇女充役。运河两岸的隋堤与柳树，是用无数人力堆出来的。
此后唐代的汴河、宋代东京的繁华、元代的京杭运河，都建立在隋运河的基础上。元代截弯取直，不再绕道洛阳，但南北水运的格局已由隋定下。
二天下粮仓
隋文帝厉行节俭，又经括户增加了纳税人口，国家积蓄极为丰厚。隋在大兴、洛阳一带修建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等大型粮仓。唐代人说，隋末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之用。
洛口仓大业二年置于巩县东南，仓城周二十余里，穿窖三千，每窖容八千石。隋末李密攻占洛口仓，开仓放粮，数十万人来归，瓦岗军由此壮大。
含嘉仓在洛阳城内，隋代始建，唐代沿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发掘，发现粮窖数百个，其中一窖仍存有已经炭化的谷物，是中国古代粮仓考古的重要发现。
义仓开皇五年（585），长孙平建议在州县设义仓（社仓），由民间按户出粟储存，荒年赈济。这一制度为后世所沿用。
积而不散史家批评隋炀帝"积而不散"：仓中粮食堆积如山，民间却饥荒遍地，最终这些粮仓成了起义军的粮源。唐太宗曾以此为戒，说储积只要足以备荒即可。
三括户、输籍与均田
南北朝时期，大量农民依附豪强，成为不向国家纳税的"隐户"。隋文帝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大索貌阅"，按相貌核对户籍年龄，查出隐漏；二是高颎提出的"输籍法"，由国家统一规定各户的等级与税额，使国家赋役轻于豪强的私租，吸引依附人口主动回到国家户籍。
大索貌阅开皇三年在全国检查户口，凡户籍上的年龄与本人相貌不符（诈老诈小以逃避赋役）者，一律更正，并规定堂兄弟以下必须分户。一次查出隐漏人口一百余万口。
输籍法每年正月由县令按户等确定税额，写成"定簿"，依簿征收。国家的租调比豪强的私租低，于是"浮客悉自归于编户"。
均田制隋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按丁授田，同时减轻租调、缩短力役，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推迟到二十一岁。
户口的增长据《隋书·地理志》，大业五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余万，比隋初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一数字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过。
四钱币、度量与市场
南北朝时期各地钱币混杂，轻重不一，私铸盛行。隋文帝铸造新的五铢钱（开皇五铢），并在关口放置标准钱样，不合标准的旧钱一律没收销毁。同时统一度量衡，采用北朝较大的尺度与量器。南北统一之后，市场也随之统一。
开皇五铢开皇元年铸造，每千钱重四斤二两，钱文"五铢"，与汉五铢相区别。各关口置钱样百枚，不合样者没收入官。
私铸炀帝后期政治混乱，私铸再起，以至用铁片、剪裁的皮革与纸代替钱币，钱币体系崩溃。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才重新建立钱法。
度量衡隋统一度量衡时采用了北朝的大尺、大斗，其单位比汉制大得多。唐代又分大、小两制，小制用于调钟律、测晷景与合汤药。
两京的市大兴城的都会市、利人市，东都的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都有严格的坊墙与开闭时间。据说东都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
南北合流、佛教与工匠
《切韵》与献书、舍利塔与天台宗、宇文恺与李春——离十个门类最近的一层背景。 共 4 条。
一南北文化的合流
隋统一时，南北分裂已近三百年，南方承袭东晋以来的衣冠文物，文辞华美；北方经历了多个民族的政权，制度务实、风气质朴。隋代的许多学术成就，都带有"折中南北"的色彩：《切韵》折中南北方音，隋律参考南北法典，宫廷音乐兼收南方清乐与北方胡乐。
《切韵》的讨论开皇初年，陆法言之父陆爽家中聚会，颜之推、萧该、卢思道、薛道衡等八人讨论音韵，认为各地韵书"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应当"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定一个标准。陆法言据此编成《切韵》。
《颜氏家训》颜之推由南入北，历仕梁、北齐、北周、隋，《颜氏家训》比较南北风俗、语言、学风，是了解南北朝后期社会最生动的材料之一。
南人入北平陈之后，南朝的文人、图书、乐工、工匠大量北迁，南朝的文学趣味随之进入隋的宫廷。隋炀帝本人就深受江南文化影响。
北方的底色隋的统治集团出自关陇军事贵族，制度与军事力量都来自北方。"北方的制度、南方的文辞"，是理解隋唐文化的一条线索。
二献书之路与秘府藏书
南北朝战乱中典籍大量散失，隋初官藏只有一万五千余卷。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上表，历数秦汉以来图书的"五厄"，请开"献书之路"：民间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抄录后原本归还。数年之间，官藏大增，炀帝时嘉则殿藏书据说多达三十七万卷。
书有五厄牛弘列举的五次大劫：秦始皇焚书、西汉末赤眉入关、东汉末董卓移都、西晋末刘石乱华、南朝梁元帝江陵焚书。后人又续以隋以后的五厄，合称"十厄"。
平陈得书隋灭陈后，把陈朝秘府的图书运往北方，经整理抄写，与北方旧藏合为一体。南北的图书也在这时合流。
副本与分藏隋代把重要典籍抄写正副本，分藏宫中与秘书省，东都又设观文殿藏书。分类上已采用经、史、子、集四部。
再遭一厄唐初把东都藏书用船运往长安，经三门峡砥柱时船覆，图书大半沉没。《隋书·经籍志》所记，已是劫后所存的目录。
三佛教：舍利塔与天台宗
北周武帝曾禁断佛道，隋文帝即位后立即恢复佛教。他幼年由尼姑抚养，对佛教怀有深厚感情，仁寿年间三次下诏，把佛舍利分送全国百余州，同日建塔供养。隋代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形成的关键时期：天台宗在此时成立，三论宗、三阶教也在此时兴盛。
舍利塔仁寿元年、二年、四年三次颁送舍利，各州择高爽清净之处建塔，地方官员停务七日参与供养。佛教仪式由此与国家礼仪结合在一起。
天台宗智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本，提出"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教义，是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本土佛教宗派。晋王杨广从其受菩萨戒，为之上号"智者"。
三阶教信行创立，主张末法时代人人应普敬一切众生，设"无尽藏"接受布施、救济贫困。因其教义与主流不合，隋唐两代屡遭禁断。
道教隋文帝以"开皇"为年号，即取自道经，对道教亦颇礼遇。三教并存、以儒治国，是隋唐宗教政策的基本格局。
四工匠与工程：宇文恺、李春、何稠
隋代的工程成就远不止运河与两京：李春建造的安济桥（赵州桥）是现存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宇文恺设计了可拆装的行殿，何稠仿制出波斯锦与琉璃，耿询造出以水力运转的浑天仪。一个短命的王朝，留下了一批技术上的高峰。
赵州桥在今河北赵县，跨洨河，约建于隋开皇至大业年间。单孔跨度三十七米余，主拱两肩各开两个小拱，既减轻自重，又便于泄洪。这种"敞肩拱"的做法，欧洲晚了七百年左右才出现。
何稠出身西域商胡之家，精于工艺。据载波斯曾献金线锦袍，何稠仿制，胜于原物；又以绿瓷仿制已失传的琉璃。炀帝的仪仗、车舆、服饰多由他设计。
耿询据《隋书》记载，耿询创制以水力推动的浑天仪，又造"马上刻漏"，可以在行进中计时。天文仪器与计时器在这时有了新的发展。
工匠的地位这些人多出身卑微，或本是罪人、胡商之后，因技艺得到皇帝重用。他们的名字能留在正史里，在古代已属罕见。
三十七年
前二十余年是文帝的建制与积蓄，后十余年是炀帝的工程与征伐。
北周灭北齐
北方重归统一。杨坚之父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杨坚之女为北周宣帝皇后，杨氏由此居于权力中心。
杨坚辅政
北周宣帝去世，静帝年幼，杨坚以外戚身份总揽朝政，平定尉迟迥等人的起兵。
杨坚受禅
北周静帝禅位，杨坚称帝，国号隋，年号开皇。同年颁布新律，两年后修订为《开皇律》。
营建大兴城
以宇文恺主持规划，在汉长安城东南另建新都，次年迁入。坊市整齐、宫城居北，唐代长安即沿用此城。
州县二级 · 献书之路
废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同年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向民间征集典籍。
大索貌阅
在全国核查户口，按相貌核对年龄，查出隐漏人口一百余万口。随后又推行"输籍法"，减轻编户负担，吸引依附豪强的人口回到国家户籍。
广通渠
宇文恺主持开凿，自大兴城引渭水东至潼关，漕运由此便利，时人称"富民渠"。
平陈
隋军渡江攻入建康，陈后主出降。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结束。
开皇乐议
围绕宫廷雅乐的音律争论持续十余年，郑译据龟兹乐人苏祗婆的琵琶调式提出"八十四调"之说，最终折中定乐。
仁寿宫
杨素在岐州营建离宫仁寿宫，文帝初怒其劳民，后亦常往避暑。唐代改名九成宫，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即写于此。
《切韵》成书
陆法言根据此前与颜之推、萧该等人的讨论，编成《切韵》五卷，分一百九十三韵。唐宋的官韵都由它增订而来。
分舍利建塔
文帝三次下诏，把佛舍利分送各州，同日建塔供养，前后百余州。佛教被正式纳入国家的礼仪。
炀帝即位 · 《皇极历》
文帝去世，杨广即位。同年刘焯撰成《皇极历》，创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虽未颁行，却为唐代历法所取法。
东都与通济渠
营建东都洛阳，同年开通济渠、疏浚邗沟，炀帝乘龙舟南下江都。
洛口仓
在巩县东南置洛口仓，筑仓城周二十余里，穿窖三千，每窖可容八千石。回洛仓、含嘉仓也在这一时期兴建。
进士科
一般认为进士科在大业年间设立，以考试选拔文士。确切年份学界说法不一，但"科举始于隋"已是通说。
永济渠
征发河北民夫开永济渠，南引沁水通黄河，北达涿郡，为征辽东运送兵员与粮草。
西巡张掖
炀帝亲至张掖，西域二十余国使者来会。裴矩据商胡见闻撰《西域图记》，记三条通往西方的道路。
江南河与端门百戏
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同年正月，在东都端门街陈设百戏，通宵达旦，以夸示四夷。
三征高句丽
三次发大军东征，第一次百万之众大败于萨水。民间"莫向辽东浪死"之歌四起，各地起兵由此蔓延。
三下江都
中原已乱，炀帝第三次南巡江都，不再北返，据说曾有意迁都江南。
江都兵变
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炀帝被缢杀。同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唐。隋亡。
十个门类，一个朝代
下面十节对应十卷。每一节都是这一门在隋代的独立整理——总述、条目细说与专属的对照表；点每节左上角的卷数或右侧的「整卷」，可以跳到该门类贯通历代的那一卷。
隋代天文最热闹的是历法之争：张宾、刘孝孙、刘焯、张胄玄几派人马前后争了二十多年。输的一方反而留下了最好的东西——刘焯的《皇极历》没有颁行，它的算法却成了唐代历法的基础。三垣二十八宿的歌诀《步天歌》，传统上也被归到隋代。
一历法之争：二十年的较量
隋文帝即位后，命张宾等人造《开皇历》，开皇四年（584）颁行。刘孝孙、刘焯等人指出其推算日月食多有不验，屡次上书批评，却因张宾得宠而被排斥。此后张胄玄又造新历，与刘焯相争，朝廷多次让双方当场预报日月食以决胜负。历法之争贯穿了整个隋代。
《开皇历》张宾所造，大体沿用北朝旧法，被批评者认为疏误甚多，但因与文帝受命的政治需要相合而被采用。历法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
刘孝孙与刘焯一同批评《开皇历》，据说曾抱着自己的历书在宫门外恸哭。他在历法之争中郁郁而终，他的一些主张后来被刘焯继承。
当场验证朝廷让各家预报日食、月食的时刻与食分，以实际天象验证谁的算法更准。以观测检验理论，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好传统。
张胄玄的《大业历》张胄玄的历法在开皇末年取代《开皇历》，炀帝时修订为《大业历》颁行。据记载，它对五星运行的推算有明显改进。
二刘焯与《皇极历》
刘焯是隋代最有学问的经学家与历算家之一，仁寿四年（604）撰成《皇极历》。此历在计算日月运动时首创"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又把岁差定为约七十五年差一度，比前人精确得多。因受张胄玄一派排挤，《皇极历》始终未能颁行，但唐初李淳风的《麟德历》大量吸收了它的方法。
内插法太阳在一年中运行的速度并不均匀，要算出任意时刻的位置，需要在已知数据之间进行插值。刘焯提出的二次内插公式，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岁差岁差是恒星背景下春分点的缓慢移动，东晋虞喜最早在中国发现。刘焯定为七十五年差一度，与今天的数值（约七十一年余）已相当接近。
定朔刘焯主张以日月实际相合的时刻定每月初一（定朔），而不是用平均值（平朔）。这一主张到唐代才被正式采用。
南北之学刘焯与刘炫并称"二刘"，是隋代经学的领袖，学问兼通南北。一个经学家同时是第一流的历算家，这在古代并不少见。
三《步天歌》：用歌诀记星空
《步天歌》以七言歌诀的形式，逐一记述三垣二十八宿中各星官的名称、星数与位置，便于记诵与认星。传统上认为作者是隋代的丹元子，也有学者认为出自唐代王希明之手。无论作者是谁，它都是古代学习星空最通行的入门读物。
三垣二十八宿《步天歌》把全天星官按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与二十八宿分为三十一个区域，这种"三垣二十八宿"的划分，此后成为中国星空的标准框架。
以歌认星从某一宿开始，歌诀告诉你向哪个方向看、有几颗星、叫什么名字，按图认星，一步一步走遍天空。"步天"之名即由此而来。
作者之争唐代以后的著录多署"丹元子"，郑樵《通志》认为丹元子是隋代隐者；也有人认为是唐开元年间王希明所作，丹元子是其号。目前尚无定论。
禁书与普及古代民间私习天文受到限制，《步天歌》却因形式简便而广泛流传，成为民间与官方共同使用的认星手册。
四仪器、刻漏与谶纬之禁
隋代在天文仪器上也有进展：耿询制作以水力推动的浑天仪，临孝恭、耿询等人造出新的刻漏。与此同时，隋文帝与隋炀帝都严禁民间私藏图谶，炀帝更下令搜求天下谶纬之书焚毁，私藏者处死。天文知识被更加严格地收归朝廷。
水运浑天仪据《隋书》记载，耿询创制浑天仪，不用人力，以水转之，放在暗室中，与外面的天象一一相合。这是东汉张衡以来水力天文仪器传统的延续。
刻漏刻漏是古代的主要计时器。隋代改进了刻漏的制度，又有可以在马上使用的"马上刻漏"。计时的精度直接影响到天象观测的精度。
禁谶纬谶纬之书常被用来预言改朝换代，隋文帝自己也曾利用谶语为受命造势，即位后却严加禁止。炀帝的焚书使大量谶纬文献从此失传。
观象与政治隋代的太史官仍要向皇帝报告天象吉凶。隋末天下大乱时，天象的解释成了各方争夺的政治资源，李渊起兵时也曾借重天文与谶语。
隋代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皇家园林之一——洛阳西苑：周长二百里，凿海为湖，湖中筑三座仙山，沿渠建十六院。它的"一池三山"与"院中院"的格局，被唐宋的宫苑反复继承。运河两岸的隋堤烟柳，则成了此后诗人反复吟咏的风景。
一西苑：一池三山与十六院
大业元年（605），炀帝在东都之西营造西苑，周长二百里。苑中凿池为"海"，周长十余里，海中筑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高出水面百余尺，上有台观殿阁；海北有龙鳞渠，沿渠建十六院，每院各有一位四品夫人主持。
一池三山在水中筑三座仙山，象征东海中的神仙居所，这一做法始于秦汉，汉武帝的太液池即是如此。西苑把它推到了空前的规模，此后唐大明宫、宋金明池、清颐和园都有这一格局。
十六院龙鳞渠萦绕十六院，每院门临渠水，院中各有堂殿、花木，院与院之间以桥与水道相通。这种以水串联若干小园的做法，后来成为"园中园"的范式。
四季如春据说秋冬草木凋落时，就剪彩绸为花叶缀在枝上，颜色褪了便换新的；池中也剪彩为荷芰菱芡。皇家园林的奢侈，在这里到了极致。
月夜游苑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在马上演奏。唐人写隋亡，常以西苑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意象。
二大兴城中的曲江与芙蓉园
大兴城东南角地势较高，宇文恺在此凿地为池，一说是为了压住东南的"王气"，将其围入城中，作为皇家的游赏之地，隋代称"芙蓉园"。到了唐代，这里扩建为曲江池，成为长安城中最著名的公共游赏胜地。
风水之说据唐人记载，宇文恺认为城东南地高，不利于帝王，于是凿池使其低下，又围入城内，使其不为他人所用。这类说法未必可靠，却反映了当时营建都城的观念。
芙蓉园隋文帝嫌"曲江"之"曲"字不佳，改名"芙蓉园"，因池中广植荷花。唐代又恢复曲江之名，芙蓉园则作为其中的皇家禁苑。
从禁苑到公共空间隋代的芙蓉园主要供皇家使用，唐代的曲江则向士民开放，新科进士在此赐宴，"曲江宴"成为唐代科举文化的象征。
城中有园在都城之内保留大片水面与园林，是隋大兴城规划的一个特点。它使一座严整的棋盘城市有了一个柔软的角落。
三离宫：仁寿宫与江都宫
隋代的离宫以仁寿宫与江都宫最为有名。仁寿宫建于岐州（今陕西麟游）的山谷中，"冠山抗殿，绝壑为池"，依山就势而建。江都宫在扬州，是炀帝最喜爱的行宫，他最终死在这里。
仁寿宫的营建杨素主持，征发民夫数万，据说工程紧迫，役夫死者以万计。文帝初见宫殿壮丽，大怒说杨素为他结怨天下，后经独孤皇后解劝才转怒为喜。
九成宫唐太宗将仁寿宫修葺后改名九成宫，常来避暑。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即立于此，成为楷书的经典。一座隋代离宫，因为一块唐碑而名垂后世。
江都宫炀帝在江都修建了多座宫苑，有归雁宫、回流宫、九里宫等名目。宋人小说中的"迷楼"也被附会于此，其实迷楼是后世的文学虚构。
依山与临水仁寿宫依山，江都宫临水，一北一南，代表了隋代离宫的两种环境。选址与地形的结合，是中国园林的一条基本原则。
四隋堤柳：运河上的风景
开通济渠时，炀帝命在两岸筑御道，遍植柳树，后人称为"隋堤"。千里长堤、绿柳成荫，是隋代留给后世的一道大地景观。唐宋诗人经过汴河，几乎都要写一写隋堤柳，借它感叹兴亡。
为什么种柳柳树易活，根系能固堤，枝叶又能为纤夫遮阴。种柳在当时首先是工程措施，风景是附带的结果。
赐姓杨民间传说炀帝喜爱堤柳，赐柳树姓杨，"杨柳"由此得名。这是附会之说，"杨柳"连称在隋以前早已有之。
唐诗里的隋堤白居易有《隋堤柳》，写"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借柳写隋的兴亡；李商隐、韦庄等也都写过隋堤。一行树成了一个历史符号。
汴堤北宋时隋堤仍在，汴河两岸的柳树是东京城外的一景，"汴堤烟柳"一类的说法屡见于诗文。《清明上河图》中汴河边的柳树，或许也有隋堤的遗意。
隋代画史很短，却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视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咫尺千里"的青绿山水从这里开始；敦煌莫高窟在隋代短短三十余年里开凿了近百个洞窟；南北与西域的画家在两京汇聚，为唐代绘画的高峰做好了准备。
一展子虔与《游春图》
展子虔历仕北齐、北周、隋，擅画台阁、人马、山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游春图》传为他的作品：青山绿水之间，有游人骑马、泛舟、伫立岸边，山石以细线勾勒、填以青绿，远近层次分明。它常被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卷。
咫尺千里后人评展子虔"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在此之前，山水多是人物画的背景，常有"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问题；《游春图》中人与山水的比例已大体合理。
青绿山水以石青、石绿为主色，勾勒填色，这种画法被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发扬，称"青绿山水"或"金碧山水"。展子虔被视为这一画派的先驱。
真伪与年代《游春图》上有宋徽宗题签"展子虔游春图"，但画中建筑与服饰的某些细节，被一些学者认为带有晚唐或宋代的特征，可能是后世摹本。它的作者与年代至今仍有讨论。
流传此画曾入宋、元、明、清内府，清末流出宫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收藏家张伯驹购回，后捐献国家。一幅画的流传，也是一段收藏史。
二隋代画家群
隋统一后，南北与西域的画家汇聚于大兴与东都：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杨契丹、田僧亮、孙尚子，还有来自于阗的尉迟跋质那。他们多在寺院作壁画，也为宫廷作画。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保存了关于他们的大量记载。
杨契丹的画本据《历代名画记》，杨契丹与郑法士同在光明寺作画，郑法士想借看杨契丹的画稿，杨契丹引他到朝堂，指着宫阙、衣冠、人马、车辆说："这就是我的画本。"郑法士由此叹服。写生观念在隋代已经十分自觉。
董伯仁与展子虔董伯仁来自江南，展子虔来自河北，两人初到京城时互相轻视，后来却彼此推重。南北画风在两京相遇，是隋代画坛的一个缩影。
尉迟跋质那于阗国人，入隋后以画外国人物与佛像著称，其子尉迟乙僧在唐初以"凹凸"晕染法闻名。西域的画法经由他们进入中原。
几乎无存隋代画家的作品几乎全部失传，今天只能从文献与敦煌壁画中推想其面貌。《游春图》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几乎是孤例。
三敦煌隋窟
隋代虽然只有三十七年，敦煌莫高窟却开凿或重修了近百个洞窟，数量之多与时间之短极不相称。隋窟的壁画与彩塑处在北朝与唐代之间：人物由北朝的清瘦逐渐变得丰满，装饰图案中大量出现来自西域与波斯的联珠纹。
为何这么多隋文帝崇佛，敦煌地处丝路要冲，隋炀帝经营西域，使敦煌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佛教的国家化，在边地也留下了痕迹。
联珠纹以圆珠围成圆环，环内画翼马、狩猎、对兽等图案，源于萨珊波斯的织锦纹样。隋窟藻井与人物衣饰上大量出现这种纹样，可见丝路贸易之盛。
从北朝到唐隋代的菩萨像比北朝更为丰满柔和，衣纹更加写实，已经可以看到唐代造像的端倪。隋窟是理解唐代佛教艺术的钥匙。
说法图与经变隋窟中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经变画，以复杂的构图表现佛经故事。唐代恢宏的净土经变，是从这里起步的。
四妙楷台与宝迹台：宫廷收藏
隋炀帝酷爱书画，在东都观文殿后建了两座台：东边的妙楷台收藏历代法书，西边的宝迹台收藏古画。平陈所得的南朝内府书画，也都归于隋宫。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很大的一次宫廷书画收藏。
来源隋灭陈时，南朝内府所藏的书画被运往北方，其中有大量东晋南朝的名迹。据说还有人趁乱偷盗，文帝下令追缴。
江都覆舟炀帝南巡江都时，把书画装船随行，途中船覆，所载书画大半沉没。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叙述书画的厄运，把这次覆舟列为其中之一。
入唐隋亡后，剩余的收藏归于唐内府，唐初又把东都的书画运往长安，途中再遭覆舟。两次沉船，使许多六朝名迹永远消失。
收藏的意义宫廷收藏既是珍宝的聚积，也是鉴定、著录与临摹的基础。唐代宫廷大规模摹写王羲之法书，所依据的正是经隋代汇集而幸存下来的藏品。
隋代书法是南北两路汇合的地方：南方有智永守着王羲之的家法，写了八百本《真草千字文》；北方的碑刻则把魏碑的方峻收敛为端庄。《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这些隋刻，被后人看作欧、虞、褚诸家的前身——唐楷的法度，在隋代已经有了轮廓。
一智永与《真草千字文》
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出家为僧，住在浙江吴兴永欣寺。他据说在寺中阁上临书三十年，写了八百本《千字文》，每本都是真书、草书对照，分送浙东诸寺。王羲之的笔法经由他传给虞世南，再传入唐代。
真草对照每一行先写楷书，再写草书，一一对应，既是法书，也是学习草书的范本。日本所藏的一件墨迹本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隋代原物或唐代摹本。
退笔冢传说智永练字用坏的毛笔装满了五个大竹筐，他把这些笔埋在一起，称为"退笔冢"。"退笔成冢"后来成为勤学苦练的典故。
铁门限来求字与请题匾的人太多，门槛都被踩坏了，只好用铁皮包裹，称为"铁门限"。这些故事未必全是实录，却说明了智永在当时的声望。
传法智永把王羲之的笔法传给了虞世南，虞世南又影响了唐太宗与初唐的书风。"永字八法"的传说也被归于智永。
二《龙藏寺碑》与隋碑
开皇六年（586）所立的《龙藏寺碑》在今河北正定，是隋碑中最负盛名的一件。它的楷书结体方整而有变化，笔画瘦劲，既保留了北碑的骨力，又有南方书风的秀逸。清代以来，书家多把它看作初唐欧、虞、褚诸家的源头。
南北合流北朝碑刻多方笔峻利，南朝书风则圆润秀逸。《龙藏寺碑》把两者融为一体，可以看作隋统一南北在书法上的一个象征。
与褚遂良清人认为《龙藏寺碑》的疏朗瘦劲开褚遂良一路，也有人从中看出虞世南的影子。唐代楷书的几种风格，在隋碑中都能找到先声。
碑与帖清代碑学兴起后，隋碑受到空前的重视，被视为连接魏碑与唐楷的关键环节。康有为对隋碑也有很多评论。
今在何处《龙藏寺碑》至今仍立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内，碑身保存较好。到正定访古，这通碑与隆兴寺的宋代建筑同样值得一看。
三墓志：《董美人》与《苏孝慈》
隋代墓志数量众多，书法精美，其中以《董美人墓志》与《苏孝慈墓志》最为著名。墓志埋在地下，不经风雨剥蚀，出土时字口如新，比碑刻更能看清笔画的细节。
《董美人墓志》开皇十七年（597）刻，墓主是蜀王杨秀的宫人董氏，志文据说由杨秀亲撰。楷书精整秀丽，清代出土后即受到收藏家的追捧，原石后毁于战火，拓本极为珍贵。
《苏孝慈墓志》仁寿三年（603）刻，清光绪年间出土，字体端庄规整，笔画方劲，被认为已经非常接近唐代的楷书，是学习楷书的常用范本。
墓志的书写者隋代墓志多不署书写者，书写者可能是职业书手，也可能是官员文士。无名书手的水平之高，说明楷书在隋代已经普及而成熟。
出土与"新书"清代以后大量隋唐墓志出土，为书法学习提供了许多前人未见的范本。今天学楷书的人，比古人多了这一批"新帖"。
四丁道护与《启法寺碑》
丁道护是隋代少数留下名字的碑刻书家，《启法寺碑》是他的代表作，原碑已佚，仅有宋拓孤本传世。宋代欧阳修、蔡襄都对这通碑有很高评价，认为它是隋代书法的典型，兼有南北之长。
宋人的眼光据载蔡襄认为隋代书家中以丁道护最为知名，其书"兼后魏遗法"而又有唐人的气象。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也著录此碑。
署名书家唐以前碑刻多不署书者之名，隋代开始有更多的署名之作。书家的名字刻在碑上，标志着书法家的个人身份越来越受重视。
孤本《启法寺碑》原石早已不存，传世宋拓本辗转流传，清代以后流入日本。一件拓本的存亡，决定了一位书家能否被后人看见。
书学隋代国子寺下设书学，置博士教授书法，这是中国官方书法教育的较早记载。唐代沿置书学，以《说文》《字林》等为课程。
隋代的茶事记载极少，它更像是一个前夜：南朝人早已饮茶，北方人还在喝酪浆、把茶讥为"酪奴"。南北统一与运河开通之后，茶开始沿着水路向北方渗透。一百多年后，陆羽写《茶经》时，饮茶已是"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
一"酪奴"：南北饮食的差异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南朝降臣王肃初到北方，不吃羊肉酪浆，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被北人嘲笑为"漏卮"。后来他习惯了北方饮食，孝文帝问他茗饮比酪浆如何，他说茗"不堪与酪为奴"。北方人于是称茶为"酪奴"。这是南北饮食差异最有名的一则记载。
南方的茶两晋南朝时，江南饮茶已经相当普遍，士人以茶待客、以茶为俭，寺院中也用茶助禅。
北方的酪北朝上层多出自游牧民族，以乳酪、羊肉为主食，饮品以酪浆为主。茶在北方被视为南人的怪癖。
隋的统一隋统一南北之后，南方的士人、僧人与饮食习惯随之北上，茶也开始进入北方的上层社会。
到唐代唐代中期以后，茶在北方普及，"酪奴"的说法已成为一个历史笑话。这个转变，是从隋开始的。
二隋文帝饮茶的传说
后人笔记中有一则故事：隋文帝未即位时，梦见神人换了他的头骨，从此常患头痛。后来遇到一位僧人，告诉他山中的茗草可以医治，文帝服后果然见效，于是天下人竞相采茶。这个故事不必当真，却反映了唐人把饮茶风气追溯到隋代的看法。
茶为药茶最早是作为药物被认识的，《神农本草》一类的说法把茶与解毒、提神联系在一起。隋代的茶，多半仍带有药饮的性质。
帝王的示范一种饮食习惯的普及，常与上层的提倡有关。传说把饮茶之风归于隋文帝，说明唐人意识到这一习俗在隋代开始扩散。
僧人故事中指点隋文帝的是一位僧人，这并非偶然：寺院是早期茶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僧人以茶助禅、以茶待客。
传说的性质这类故事多见于唐宋笔记，辗转相传，细节不一。引用时宜说"相传"，不宜当作确切史实。
三饮法：煮茶与和物
陆羽之前，饮茶的方法相当粗放：把茶叶或茶饼捣碎，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同煮，煮成一种带有药味与香料味的汤。陆羽后来批评这种喝法如同"沟渠间弃水"。隋代的饮茶，大体就处在这个阶段。
茶饼南北朝至隋，已有把茶叶制成饼的做法，饮用时先烤炙，再捣成末。这是唐代饼茶的前身。
加料加葱姜是为了去除茶的苦涩、增加香味，也与茶的药用观念有关。今天一些地方的擂茶、打油茶，还保留着这种古风。
陆羽的改革陆羽主张只用茶与少许盐，不加其他调料，以显茶的本味。从"和物煮饮"到"清饮"，是唐代茶道形成的关键一步。
器具隋代尚无专门的成套茶具，饮茶多用日常的碗盏与锅釜。唐代越窑、邢窑茶碗的兴起，是饮茶专门化之后的事。
四运河与茶的北上
隋代运河开通后，江淮与北方之间的物资往来空前便利。虽然隋代关于茶叶贸易的直接记载很少，但到唐代，大量茶叶正是沿着这条运河从江淮运到洛阳、长安与河北。运河为此后茶的北传准备了道路。
唐代的景象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说，开元以后，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茶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
道路先行一种商品要大规模流通，先要有便利的运输。隋代的运河，在客观上为唐代茶业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南方的茶区隋代的茶区主要在巴蜀、荆楚与江南，宜兴、湖州一带的茶在唐代成为贡茶，这些地方都在运河所及的范围之内。
从地方到全国茶从南方的地方饮料变成全国性的饮品，隋唐之际是转折点。南北统一与运河开通，是这一转折背后的两件大事。
隋代插花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艺术，它主要活在两个场合里：佛前的供养，与宫廷的装饰。文帝分舍利、建塔百余州，每一座塔前都要供花；炀帝的西苑在冬天把彩绸剪成花叶缀满枝头。一边是信仰，一边是奢华，唐代插花的两个源头都在这里。
一佛前供花
以鲜花供养佛像，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礼仪，南北朝时已很普遍。隋代崇佛，文帝仁寿年间在各州建舍利塔，据记载，迎送与安置舍利时，沿途香花供养、幡盖相随。中国插花最早的成熟形态，正是在寺院与佛前出现的。
供养的形式佛前供花有散花、献花、瓶花等几种：散花是把花瓣撒向佛前，献花是手持花枝供奉，瓶花则是把花插在净瓶或其他容器中。
敦煌所见隋代敦煌壁画中常有供养人手持莲花、或菩萨手执花枝的形象，也有瓶中插莲的图像，是早期瓶花的重要视觉材料。
莲花莲花在佛教中象征清净，是最常见的供佛之花。以莲供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寺院插花。
从佛前到案头唐宋以后，文人把供佛的瓶花移到书斋案头，插花逐渐脱离宗教，成为一种生活审美。追溯这条线索，起点在南北朝与隋的寺院里。
二剪彩为花：西苑的人造花
据史书记载，炀帝的西苑在秋冬草木凋零之后，宫人把彩绸剪成花叶，缀在枝头，颜色褪了就换新的，使苑中常如春日；池中也剪彩为荷、芰、菱、芡。这是关于大规模使用人造花装饰园林的较早记载。
剪彩"剪彩"本是古代的一种节令风俗，人日（正月初七）剪彩为人、为花，贴于屏风或戴在头上。炀帝把这一小小的风俗放大到了整座园林。
象生花的前身以绢、纸、通草等材料仿制真花，后世称"象生花"。唐代宫中有绢花，宋代有像生花的专门行当，清宫更有大量珠宝盆景。西苑的剪彩，是这一传统的早期样本。
奢与俭隋文帝以节俭著称，炀帝却极尽奢华。剪彩为花这件事，在后世史家笔下成了炀帝奢侈的象征。
花与四季真花有开有落，四季分明；人造花则可以使花期无限延长。中国插花后来讲究"应时"，正是对这种违背时令的做法的反拨。
三牡丹入苑的传说
宋人所作的《海山记》中说，炀帝营西苑时，诏天下进献花卉，易州进牡丹二十箱，有赭红、鞓红、飞来红、袁家红等名品。这常被引为牡丹进入宫廷园林的早期记载，但《海山记》是宋人小说，所记未必是隋代实情。
小说与史料《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都是宋人所作的隋炀帝故事，带有很强的小说色彩。其中的花名、器物往往反映的是宋代的情形。
牡丹的兴起一般认为牡丹在南北朝时已有栽培，唐代武则天以后在长安大为流行，到中唐形成"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风气。
名品的命名《海山记》中的牡丹品种名，与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所记颇有相似之处，这也是学者怀疑其为宋人附会的原因之一。
如何引用写作时如果引用"隋炀帝与牡丹"的故事，宜注明出自宋人小说，不宜当作隋代史实。
四花器：净瓶与青瓷
隋代瓷器以青瓷为主，南方的越窑、北方的相州窑等都有烧造，白瓷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瓶、壶、盘口瓶、鸡首壶等器形，都可以用作插花的容器。隋代也出现了造型修长的瓶类，为唐代的花瓶准备了形制。
净瓶净瓶原是僧人随身携带的盛水器，也用于佛前供水、插花。观音菩萨手持净瓶、瓶中插柳枝的形象，在隋唐时期逐渐定型。
白瓷隋代白瓷已经相当成熟，西安出土的隋代白瓷龙柄双联瓶等器物，造型精巧。白瓷为此后"南青北白"的格局打下了基础。
鸡首壶六朝流行的鸡首壶在隋代仍然烧造，造型变得更加修长挺拔。它主要是盛酒、盛水的器物，偶尔也用作花器。
器与花插花的器物决定了插花的形式：口小腹大的瓶适合插一两枝，口大的盘适合浮花。隋唐器形的变化，与插花方式的变化是同步的。
隋代服饰最重要的变化，是用颜色来区分身份：炀帝大业六年下诏，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绯绿、庶人服白、屠商服皂。唐代的"紫绯绿青"品色服，由此定型。男子的幞头、圆领袍与女子的高腰长裙，也都在隋代完成了从北朝到唐的过渡。
一大业服色令
大业六年（610），炀帝下诏规定百官常服的颜色：五品以上通服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服青，庶人服白，屠夫与商人服皂（黑），士卒服黄。以服色区分等级，从此成为中国官服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
紫、绯、绿、青唐代在此基础上细化为：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满朝朱紫""青衫司马"这些说法，都以这一制度为背景。
白衣庶人服白，所以"白衣"成了平民的代称，"白衣卿相"指未入仕而有才名的人。这一用法在隋唐以后十分普遍。
黄色隋文帝常服黄袍，据说当时士庶也多穿黄，黄色尚未被皇帝专用。唐代以后，赭黄才逐渐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
常服与朝服服色令规定的是日常办公所穿的常服，祭祀与大朝会仍穿冠冕朝服。隋代常服的地位上升，是官服走向简便实用的一个标志。
二幞头与圆领袍
隋代男子最常见的装束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腰系革带、脚着乌皮靴。这套装束源于北朝，在隋代被普遍采用，唐代成为从皇帝到平民通用的服装。它是鲜卑服饰与汉族服饰融合的结果。
幞头以一方黑色纱罗裹头，四角作带，两带系于脑后，两带反系于顶。据说北周武帝时已有此种裹法，隋代在头顶加以桐木等制成的"巾子"，使其造型更加挺括。
圆领袍圆领、窄袖、长及小腿，两侧或开衩，便于骑马与行动。它原是北方民族的服装，到隋唐成为男子的主要服式。
革带与蹀躞腰间的革带上常挂小刀、磨石、算袋等物件，称为"蹀躞带"，也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唐代以带銙的材质与数量区分官品。
靴乌皮靴原是胡人的鞋履，隋唐时被官员普遍采用，甚至可以穿着上朝。宋代以后，官员才改穿朝靴与履。
三女装：高腰长裙
隋代女子的典型装束是窄袖短襦、高腰长裙，裙腰系到胸部以上，裙摆曳地，外加披帛。从出土的隋代陶俑与壁画来看，隋代女子身形修长，衣裙贴身，与唐代盛期丰腴宽博的形象有明显区别。
高腰把裙腰提到腋下，使下身显得格外修长，这一式样在隋至初唐最为流行。后世影视中常见的"齐胸襦裙"，大体以此为原型。
披帛一条长而薄的纱帛，披在肩上、绕于臂间，行走时随风飘动。披帛可能受到西域与佛教艺术的影响，隋唐时十分普及。
李静训墓西安出土的隋代李静训墓，墓主是一位九岁夭折的贵族女孩，随葬有一条嵌珍珠宝石的金项链，工艺风格来自西亚或中亚，是隋代贵族服饰与丝路交流的重要实物。
从隋到唐初唐仕女仍承袭隋代的修长窄衣，到盛唐才转向宽衣大袖、体态丰腴。看阎立本《步辇图》中的宫女，仍可见隋风。
四恢复冠冕：礼服的整理
北周曾模仿《周礼》制定礼服，隋文帝即位后加以废除，参照汉魏旧制重新制定冠冕礼服。炀帝时又命牛弘、何稠等人详定舆服制度，皇帝与百官的冕服、朝服、公服都有了明确规定。唐代的舆服制度，基本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
冕服皇帝祭祀时戴冕冠、穿衮服，衣裳上绣十二章纹。隋代重新整理了十二章纹的排列，把日、月分别置于两肩，星辰置于背后。
何稠何稠参与制定车舆、服饰与仪仗，据说他参考了大量古代文献与图像，又有自己的创新。他的工作使隋代的礼仪器物焕然一新。
南北礼制隋代整理礼服时，参考了南朝梁、陈与北齐的礼制，是南北礼仪制度的一次汇合。这与隋代其他制度"折中南北"的特点一致。
礼服与常服礼服越来越繁复，常服越来越简便，两者的分化在隋代已十分明显。此后历代服制，大体都是"礼服守古、常服从时"。
隋代音乐是一次大汇合：平陈得到南朝的清商旧乐，文帝称之为"华夏正声"；西域的龟兹、疏勒、安国、康国诸乐早已流行于北方；朝廷把它们编为七部乐、九部乐，在宫廷宴会上并陈。关于雅乐音律的"开皇乐议"争了十余年，也把龟兹琵琶的调式理论带进了中原乐学。
一七部乐与九部乐
开皇初年，隋朝把宫廷宴乐编为七部：国伎（西凉乐）、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大业年间增为九部：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唐代又增为十部。一份乐部的名单，就是一张丝绸之路与东亚的地图。
龟兹乐龟兹（今新疆库车）的音乐在北朝后期已风靡中原，以琵琶、筚篥、羯鼓等乐器为主，节奏明快。隋唐燕乐的主体，很大程度上来自龟兹乐。
西凉乐西凉乐是龟兹乐与中原旧乐在河西走廊融合而成，隋代称"国伎"，地位最高。它说明"中原"音乐本身已经是融合的产物。
礼毕"礼毕"原名"文康伎"，是东晋庾亮家伎所创，在宴乐结束时演奏，故称礼毕。一部南朝的家乐，最后成了宫廷宴乐的压轴。
从乐部到燕乐乐部是按来源地区划分的，到唐代中期，各部音乐逐渐融合，不再按地区分部，而形成统一的燕乐体系。词的曲调就来自这一体系。
二清商署：保存"华夏正声"
隋灭陈后，得到南朝宫廷的清商乐，文帝听后说："此华夏正声也。"于是设立清商署专门掌管。清商乐是汉魏旧曲与南朝吴声、西曲的总称，在北方经历了长期战乱后，它被视为中原传统音乐的正宗。
什么是清商清商乐源于汉代的相和歌，魏晋时在北方流行，西晋末年随士族南迁，又吸收了江南的吴声歌曲与荆楚的西曲。《子夜歌》《西洲曲》都属于这一系统。
正声的回归在隋人看来，北方的宫廷音乐已经大量胡化，清商乐的北归，象征着华夏正统的恢复。这与隋代以"复古"为名的礼乐整理是一致的。
衰落唐代以后，清商乐在燕乐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到盛唐时已只剩下少数曲目能够演奏。白居易等人曾为此感叹。
乐府诗清商乐的歌词大量保存在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今天我们读到的南朝民歌，多数属于清商曲辞。
三开皇乐议与"八十四调"
隋文帝即位后命群臣议定雅乐，郑译、牛弘、何妥、苏夔等人争论十余年。郑译从龟兹乐人苏祗婆那里学到琵琶的"五旦七调"，据以推演出十二律各有七调、共八十四调的理论。何妥则反对采用新说，主张只用黄钟一宫。最终文帝倾向保守，雅乐只用黄钟宫。
苏祗婆龟兹人，北周时随突厥皇后入中原，善弹琵琶。他所传的"五旦七调"，是一套以琵琶弦位为基础的调式理论，与中原的律吕理论相结合，产生了"八十四调"。
理论与实践八十四调在理论上完备，实际演奏时并不全用。唐代燕乐常用的是二十八调，宋词的宫调多属于这一系统。
保守的结局文帝听何妥之言，认为黄钟象征君德，只用黄钟一宫，郑译的理论在雅乐中被搁置。但它在俗乐与燕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宫廷与民间雅乐往往趋于保守，俗乐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开皇乐议的结果，正是这种分化的一个例子。
四万宝常：一位乐人的悲剧
万宝常是隋代最有才华的音乐家，精通各种乐器，据说能用筷子敲击餐具、合于律吕。他著有《乐谱》六十四卷，论述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等理论，所造的乐器与音乐据说声调雅淡。但因出身卑贱（其父获罪，他被配为乐户），不为朝廷重用，晚年贫病饿死，临终前焚毁了自己的著作。
乐户乐户是隶属官府的世袭乐人，地位低下。许多杰出的音乐家都出身于乐户，他们的才华与他们的身份之间，常有巨大的落差。
预言据《隋书》记载，万宝常听到太常寺所奏的新乐，流泪说："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这类以乐占国运的故事在古代很常见。
焚书万宝常临终前把著作烧掉，说："用此何为？"旁人从火中抢出数卷，也未能流传。一部可能极为重要的乐学著作，就这样消失了。
后世的评价唐人把万宝常与汉代的京房、南朝的荀勖相比，认为他是古代少有的乐学天才。他的遭遇常被用来说明古代对技艺之人的轻视。
五端门百戏
大业二年（606）起，炀帝每年正月在东都端门街大陈百戏，以招待四方使节与商人。据记载，戏场周长五千步，执丝竹者一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照耀天地，持续一个月。这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共演艺活动。
百戏百戏包括杂技、幻术、角抵、舞蹈、音乐、假面戏等，汉代已很兴盛。隋代的百戏集中了北齐、北周与南朝的伎艺，又有西域传来的幻术。
炫耀百戏的主要目的是向四方使节与胡商展示隋的富强，炀帝甚至下令市场店铺装饰一新，让胡商在酒食店吃饭不收钱。据说有胡商看到树上缠着丝帛，问为什么不送给穷人穿。
上元正月十五的百戏与灯火，与后世的上元观灯风俗有直接的联系。隋炀帝本人也写过元夕观灯的诗。
代价一个月的百戏耗费巨大，所需的乐人与伎人从全国征调。史家把它列为炀帝奢侈的罪状之一。
隋代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岁时著作：杜台卿的《玉烛宝典》按月记载节令与风俗，杜公瞻为南朝的《荆楚岁时记》作注，把南北的年节习俗放在一起比较。正月十五的端门灯火与百戏，则让上元节第一次成了举国狂欢的日子。
一《玉烛宝典》：按月排列的岁时书
杜台卿在北齐时开始撰写《玉烛宝典》，开皇年间进呈隋文帝。全书十二卷，每月一卷，先引《礼记·月令》等经典，再广引古书记载该月的节令、风俗、物候与禁忌。它是现存较早的一部系统的岁时著作。
书名"玉烛"出自《尔雅》，指四时和气，风调雨顺。以"玉烛"为名，表明这本书关心的是天时与人事的和谐。
失而复得此书在中国很早就散佚了，清末在日本发现了古抄本，才重新回到国内。许多中国古籍都有这种"逸存日本"的经历。
内容书中保存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古书引文，对研究汉魏南北朝的节俗有很高价值。例如关于元日、人日、上巳、寒食、端午、七夕等节日的记载都很丰富。
月令传统按月记载政事与节令的"月令"传统，源于先秦。《玉烛宝典》把经典的月令与民间的风俗结合在一起，是官方礼制与民间习俗交汇的一部书。
二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
《荆楚岁时记》是南朝梁宗懔所作，记载荆楚地区的岁时风俗。隋代杜公瞻为之作注，在注中大量引用北方的风俗与古书记载，与荆楚习俗相互对照。宗懔的正文加上杜公瞻的注，成了一部"南北比较岁时记"。
杜公瞻杜台卿的侄子，家学渊源。他的注释往往比正文更长，补充了许多北方的节俗与考证。
南北异同例如关于寒食、端午、七夕等节日，杜注常指出北方的做法与荆楚有何不同，或者某一习俗在古书中的最早出处。
节日的统一隋统一之后，南北的节日与习俗逐渐趋同。杜公瞻的注，记录了这一过程开始时的南北差异。
后世影响《荆楚岁时记》与杜注是研究中国传统节日最基本的文献之一，今天讲春节、端午、七夕的来历，常常要引用它。
三上元灯火：正月十五的狂欢
正月十五在汉代已有祭祀活动，但作为全民狂欢的灯节，一般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形成的。隋炀帝在东都端门街陈设百戏、燃灯通宵，持续整个正月，是上元灯节规模化的开端。
炀帝的诗隋炀帝有《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写"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是较早直接描写上元灯火的诗作。
开禁平时城市有宵禁，上元节前后则放开夜禁，百姓可以通宵游玩。唐代长安的上元节"金吾不禁"，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佛教的影响正月燃灯也与佛教有关：佛教有在正月十五燃灯供佛的习俗，汉明帝时已有此说。佛教的燃灯与民间的祭祀、游乐合在了一起。
反对的声音隋文帝时，柳彧曾上书请禁正月十五的游戏，批评男女混杂、奢侈浪费。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到炀帝时却又大办特办。
四人日与剪彩
正月初七为"人日"，相传女娲造物，第七天造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的生日。南北朝至隋，人日有剪彩为人、戴胜、登高、赋诗等习俗。薛道衡的名作《人日思归》，就写于这一天。
剪彩为人用彩绸或金箔剪成人形，贴在屏风上或戴在头发上，称为"人胜"或"华胜"。这是剪纸艺术的早期形式之一。
登高赋诗人日登高是南北朝以来的风俗，文人常在这一天聚会赋诗。唐代高适有"人日题诗寄草堂"之句。
《人日思归》薛道衡出使南陈时正逢人日，作诗说："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南人初读前两句时颇为轻视，读到后两句才叹服。
节日的消长人日在唐宋时仍是一个重要节日，明清以后逐渐淡化，今天已少有人过。节日也有自己的兴衰。
五寒食与上巳：南北的春天
南北朝时，寒食主要流行于北方的山西一带，上巳（三月三日）的修禊与曲水流觞则更盛行于南方。隋统一之后，这两个春天的节日逐渐在全国流行。唐代长安的寒食、清明与上巳，是隋代南北合流的结果。
寒食的来历寒食禁火冷食，相传是为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北方的禁火期原本很长，朝廷曾多次限制，后来缩短为三日。
上巳三月上旬的巳日到水边洗濯，祓除不祥，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三日。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就是在上巳节举行的。
曲水流觞隋炀帝在西苑也曾仿效曲水流觞，据说设有专门的水饰机关，让酒杯在水中自动流转。文人雅集的风俗，在宫廷中被做成了一种精巧的机械游戏。
节日的合流到唐代，寒食、清明、上巳在时间上相近，扫墓、踏青、修禊常常连在一起过。今天的清明节，就是这几个节日合并的结果。
对诗词格律来说，隋代最重要的事不是哪一首诗，而是一部韵书：陆法言的《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唐代的官韵、宋代的《广韵》都由它而来，此后一千年的格律诗押韵都以它为准。与此同时，南朝的声律与北朝的刚健在隋代诗人笔下汇合，律诗的形式已经呼之欲出。
一《切韵》：一千年的韵书
仁寿元年（601），陆法言根据此前与颜之推等八人的讨论，编成《切韵》五卷，收字一万一千余，分一百九十三韵。它不是某一地的方音，而是折中南北、兼顾古今的读书音标准。唐代科举考诗赋，以《切韵》系韵书为准；宋代据以增订为《广韵》二百零六韵，后来又合并为"平水韵"一百零六韵，沿用至今。
反切《切韵》用"反切"注音：以两个字拼出一个字的读音，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与声调。"切韵"之名即由此而来。
四声《切韵》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平声字多，分为上下两卷。南朝沈约等人发现的"四声"，在这里第一次成为韵书的纲领。
原本的命运《切韵》原本早已失传，二十世纪在敦煌与吐鲁番发现了若干唐写本残卷，又在故宫发现唐代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全本。研究中古汉语语音，就以这些材料为基础。
与格律的关系律诗要求押同一韵部的平声字，哪些字同韵、哪些字是平声，都要依据韵书。《切韵》因此是格律诗最根本的工具书。
二李谔上书：反对浮华文风
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下诏要求公私文书务求实录，禁止浮华的骈俪文风。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被交付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又上书，痛斥南朝以来"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文风。这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
批评的对象李谔批评的是南朝齐梁以来讲究辞藻、对偶、声律，而内容空泛的文风。他认为这种文风导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效果有限行政命令并不能改变文学风气，隋代的诗文仍大量沿袭南朝的华丽，连隋炀帝本人也深受江南文风的影响。
唐代的回响初唐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中唐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都可以在李谔的上书中找到思想的源头。
质与文文学中"质"与"文"的争论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隋代的这次上书，是北方质朴传统对南方华美传统的一次正面反击。
三隋代诗坛：薛道衡、卢思道、杨素
隋代诗人多由北齐、北周、南陈入隋，诗风兼有南北之长。薛道衡、卢思道是北方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学习南朝的声律与辞藻，又保留了北方的刚健之气。杨素以武将而能诗，风格沉雄。
薛道衡代表作有《昔昔盐》《人日思归》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写得极为精细。据说南人读了他的诗，才不敢轻视北方文士。
卢思道《从军行》是隋代边塞诗的名篇，"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气势已开唐代边塞诗之先。
杨素与薛道衡交往甚密，有《赠薛播州》十四章，情致深厚。一位开国名将能写出这样的诗，说明诗歌在北方上层的普及。
律诗的前夜隋代诗人的作品中，已有不少合于平仄与对仗规则的五言诗，只是尚未形成严格的格律规范。沈佺期、宋之问在初唐完成律诗的定型，离此只有几十年。
四隋炀帝的诗
隋炀帝是历代帝王中颇有文学才能的一位。他早年在江都任总管十年，深受江南文学影响，诗歌既有南朝的清丽，也有北方的雄浑。《春江花月夜》《野望》《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他的名作。
《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以清新的笔调写江南夜景。张若虚后来用同一题目写出了千古名篇。
《饮马长城窟行》写北巡时的边塞景象，"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气象开阔。有评论认为此诗"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
妒才的传说唐人笔记记载，炀帝不愿别人的诗超过自己，薛道衡、王胄都因诗句出众而招致猜忌。这些故事未必属实，却反映了后人对炀帝的看法。
文学与政治隋炀帝的文学才能与他的政治失败形成鲜明对照。后人读他的诗，常常感叹"才"与"德"的分离。
五民歌：隋末的声音
隋末的民歌是另一种诗：它们出自征夫、役夫与起义者之口，语言质朴，直接写出了繁重的徭役与兵役。《挽舟者歌》写为龙舟拉纤的苦役，王薄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百姓不去辽东送死。它们是隋代历史最直接的见证。
《挽舟者歌》"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哥哥死于兵役，弟弟又服劳役，一家两代人的命运，都系于炀帝的两项大工程。
《无向辽东浪死歌》王薄以"知世郎"自称，劝人与其去辽东白白送死，不如起来反抗。这首歌在山东一带广为流传，隋末起义由此开端。
民歌与史料这些民歌的具体文字或经后人润色，但它们记录的社会情绪是真实的。用诗证史，民歌往往比文人诗更直接。
从乐府到新乐府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在隋末民歌中得到延续，到中唐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又一次回到了这个传统。
通查
跨门类的几张表：运河分段、官制、人物谱、地名、年号。表格可筛选，双击一行复制整行。
大运河分段
五段运河，前后不到三十年。多数河段利用了前代旧渠，隋人的功绩是把它们连成一个系统。
| 渠名 | 开凿 | 起止 | 做什么用 |
|---|---|---|---|
| 广通渠 | 584 | 大兴城—潼关 | 引渭水通漕，把关东粮食运入京师 |
| 通济渠 | 605 | 洛阳西苑—板渚—淮水 | 运河的主干，连接黄河与淮河；唐宋称汴河 |
| 邗沟（山阳渎） | 605疏浚 | 山阳—江都 | 连接淮河与长江，春秋吴国旧渠 |
| 永济渠 | 608 | 沁水口—涿郡 | 通往河北，为征辽东运兵运粮 |
| 江南河 | 610 | 京口—余杭 | 贯通太湖平原，江南的粮帛由此北上 |
隋代官制速查
三省六部在隋代定型，唐代基本沿用，只改了几个名字。
| 官名 · 机构 | 属于 | 实际做什么 |
|---|---|---|
| 内史省 · 内史令 | 中枢 | 起草诏令，唐代改称中书省 |
| 门下省 · 纳言 | 中枢 | 审议诏令，可以封驳；唐代改称侍中 |
| 尚书省 · 尚书令 / 仆射 | 中枢 | 执行政务，下辖六部；尚书令常缺，左右仆射主事 |
| 六部 | 中央 | 吏、礼、兵、刑（都官）、民（度支）、工，名称在开皇年间屡有调整 |
| 御史台 | 监察 | 纠察百官 |
| 国子寺 · 国子监 | 教育 | 统领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等学 |
| 秘书省 | 文献 | 掌国家图书，牛弘为秘书监时主持征书 |
| 大理寺 · 太常寺等九寺 | 中央 | 分掌刑狱、礼乐、宾客等具体事务 |
| 州刺史 · 县令 | 地方 | 开皇三年后州县两级，大业年间改州为郡 |
| 总管 | 地方 | 重要地区设总管府，统领数州军事，杨广即位前曾任扬州总管 |
| 十二卫 | 禁军 | 府兵的中枢，统领各地军府 |
隋代人物谱
按行当排。隋代人物多数身跨北周、隋、唐三朝。
| 行当 | 人物 | 要点 |
|---|---|---|
| 帝王 | 杨坚（隋文帝） | 统一南北，建三省六部、开皇律，节俭勤政 |
| 帝王 | 杨广（隋炀帝） | 东都、运河、西巡、征辽；能诗，也是亡国之君 |
| 帝王 | 独孤皇后 | 文帝皇后，参与朝政，宫中并称"二圣" |
| 政治 | 高颎 | 开皇名相，主持平陈与输籍法 |
| 政治 | 杨素 | 平陈与北伐的主将，营建仁寿宫；亦能诗 |
| 政治 | 苏威 | 参与修律与定制 |
| 政治 | 裴矩 | 经营西域，撰《西域图记》 |
| 工程 | 宇文恺 | 规划大兴城与东都，开广通渠 |
| 工程 | 李春 | 赵州桥（安济桥）的建造者 |
| 工程 | 何稠 | 精通工艺，仿制波斯锦与琉璃 |
| 学术 | 牛弘 | 秘书监，请开献书之路；论"书有五厄" |
| 学术 | 陆法言 | 《切韵》 |
| 学术 | 颜之推 | 《颜氏家训》，参与切韵讨论 |
| 学术 | 王通（文中子） | 河汾讲学，门下传为唐初名臣所出 |
| 天文 | 刘焯 · 张胄玄 | 《皇极历》《大业历》 |
| 音乐 | 郑译 · 万宝常 · 何妥 | 开皇乐议的三方 |
| 画 | 展子虔 | 《游春图》，青绿山水之祖 |
| 画 | 杨契丹 · 郑法士 · 董伯仁 | 隋代寺壁与人物画名家 |
| 书 | 智永 | 王羲之七世孙，《真草千字文》 |
| 书 | 丁道护 | 《启法寺碑》 |
| 诗 | 薛道衡 · 卢思道 | 隋代诗坛领袖 |
| 宗教 | 智顗 | 天台宗实际创立者，杨广为之授"智者"之号 |
| 宗教 | 信行 | 三阶教创立者 |
地名速查
读隋代史事与唐初诗文时最常碰到的地方。
| 地名 | 今地 | 与什么有关 |
|---|---|---|
| 大兴城 | 陕西西安 | 隋代京师，唐代长安 |
| 东都 · 洛阳 | 河南洛阳 | 炀帝营建，运河的中心；西苑在城西 |
| 江都 | 江苏扬州 | 炀帝三下江都，死于此地；有江都宫 |
| 涿郡 | 北京 | 永济渠终点，征辽东的集结地 |
| 余杭 | 浙江杭州 | 江南河终点 |
| 京口 | 江苏镇江 | 江南河起点，长江渡口 |
| 洛口仓 · 回洛仓 · 含嘉仓 | 河南巩义、洛阳 | 隋代大粮仓，含嘉仓遗址已发掘 |
| 仁寿宫 | 陕西麟游 | 文帝离宫，唐九成宫 |
| 赵州 | 河北赵县 | 安济桥（赵州桥） |
| 张掖 | 甘肃张掖 | 炀帝西巡会见西域诸国之地 |
| 晋阳 | 山西太原 | 李渊起兵之地 |
| 天台山 | 浙江天台 | 智顗创天台宗 |
年号速查
隋代年号很少，读史时一眼可辨。
| 年号 | 起讫 | 皇帝 | 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
|---|---|---|---|
| 开皇 | 581—600 | 文帝杨坚 | 建制、营大兴城、平陈、开皇律、开皇乐议 |
| 仁寿 | 601—604 | 文帝杨坚 | 《切韵》、分舍利建塔、文帝去世 |
| 大业 | 605—618 | 炀帝杨广 | 东都、运河、科举、西巡、征辽、天下大乱 |
| 义宁 | 617—618 | 恭帝杨侑 | 李渊入长安所立 |
| 皇泰 | 618—619 | 皇泰主杨侗 | 王世充在洛阳所立 |
南北朝与隋之变
与后面唐代页连读：唐的制度与文化，大半是在这一步里接上的。
诗里的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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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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