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960—1279 · 三百一十九年
陈寅恪说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点茶、词、文人画、瓶花、瓦舍、理学，都是在这三百年里走到顶点的。
如果说唐是向外张开的，宋就是向内收拢的。坊墙倒了，商铺沿街铺开，夜市通宵；科举糊名誊录，考官再也认不出考生，平民第一次可以凭考试成批地进入统治阶层；印刷术普及，书变便宜了，读书人多了，理学、书院、诗话、笔记随之而起；纸币出现了，海船远航到了东非；而军事上它却始终是弱的——以岁币买和平，最后在靖康之变中失去半壁江山，又在南方偏安了一百五十年。正是这种"富而不强、文而不武"的格局，把宋人的心力都推向了内里的精致：一盏茶要点出咬盏的白沫，一幅画要画出孔雀先举哪只脚，一首词要能在勾栏里唱。下面先看它的骨架，再看这十卷在宋代各自走到了哪里。
这些不是国学的门类，但十个门类都长在上面
城、制度、钱粮与社会。宋代的每一门技艺，往前追一步几乎都会撞上这四块中的某一块——所以先把它们摊开，后面读十卷时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
东京与临安
坊墙倒了——宋代城市的形态与唐代完全不同，十个门类里一半的变化都从这里开始。 共 3 条。
一坊墙倒了——从坊市制到街市制
唐长安的坊墙，到了宋代东京已经倒了。北宋初年朝廷还试图维持坊市与夜禁，但商户沿街侵占、临河搭建屡禁不止；到仁宗朝，官府事实上承认了临街开店，夜禁也名存实亡。东京的商业不再关在两个"市"里，而是沿着每一条街铺开——这是中国城市史上最根本的一次形态变化，也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最常被举的例证。
侵街街道两侧的住户与商铺不断向街心扩展，太宗、真宗、仁宗朝多次下诏拆除"侵街"建筑，屡拆屡建。朝廷反复拆，恰恰说明街道已经变成了商业空间，而且拆不动了。
夜市《东京梦华录》："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马行街夜市"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与唐长安"六街鼓歇行人绝"恰成对照，同一种城市生活在两个朝代里开关正好相反。
厢坊制宋代以"厢"统"坊"，坊从封闭的居住单元变成了行政管理单元——名字还在，墙没了。东京城内外分为十余厢，每厢辖若干坊。今天中国城市里"街坊"一词，就是这层意思的遗存。
军巡铺与望火楼坊墙拆了，治安与消防只能另想办法。《东京梦华录》记："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水桶、麻搭、斧锯等救火器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城市消防之一。
二东京与临安——两座都城
北宋定都开封，这是一个经济选择而非军事选择：开封无险可守，却是汴河漕运的终点，江淮财赋可以直抵城下。城有三重，四条河穿城而过，人口据学者估算在百万上下。南渡后以杭州为"行在"，称临安，始终不肯称都城，以示不忘恢复；但临安宫城在南、市区在北，与"面朝后市"的古制正好相反，完全是就地理之便而成。两座城，一座是漕运的产物，一座是退守的产物。
为什么是开封太祖曾想迁都洛阳乃至长安，以据山河之险；晋王赵光义以"在德不在险"劝阻。背后的真实理由是漕运：每年数百万石江淮漕粮经汴河运抵，离开开封就吃不上饭——与唐代"就食洛阳"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解法。
以兵为险四水贯都，"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代价是没有天险。宋朝的办法是在京师屯驻数十万禁军，以人为城——这也是宋代冗兵、冗费的一个结构性来源。
临安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为行在。依凤凰山建宫城于南，御街自和宁门北行贯穿全城，西湖在城西。《梦粱录》称其"城内外数十万户，百十万口"，人口之稠使临安出现了多层楼房与专门的"塌房"（仓储业）。
两座城的下场东京在靖康之变中被攻破，此后黄河屡次泛滥，北宋东京城今埋于开封地下约八到十米，考古发掘时常出现"城摞城"的奇观；临安则在1276年元军兵临城下时开城投降，城市得以完整保存，马可·波罗来时仍称其为"天城"。
三宋人的一天——报晓、三餐与茶坊
宋人的一天比唐人长。五更天未亮，寺院行者就打着铁牌、敲着木鱼沿街报晓，顺带报天气；早市随即开张，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粥饭点心；白天在茶坊里约人、谈生意、听曲；入夜不再闭坊，瓦舍、酒楼、夜市接续到三更。更夫的梆子声代替了唐代的街鼓，成为城市的时间。一日三餐的习惯，也正是在宋代城市里普及开的。
报晓《东京梦华录》："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若晴则曰“天色晴明”，或报“大参”“四参”……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既报时，也报天气，还报今天是不是大朝会。
三餐唐人一日两餐为常，宋代城市里早、午、晚三餐普及。早点摊五更即开，卖"煎白肠、羊鹅事件、粥饭点心"；这与夜生活延长、市民作息整体后移直接相关。
茶坊宋代的茶坊不只是喝茶的地方。《梦粱录》记临安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有的专供士大夫期朋约友，有的是各行手艺人会聚找活之处，有的教习乐器曲赚——茶坊是宋代城市里的公共客厅。
外卖与索唤食店可"逐时施行索唤"，即按时送餐上门；正店、脚店、分茶店、面食店、素食店分工细致，《梦粱录》列临安市食数百种。吃饭这件事，在宋代第一次彻底变成了一门城市生意。
与士大夫治天下
重文抑武、科举彻底化、官职分离、变法与党争、岁币与南渡。 共 6 条。
一杯酒释兵权与"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朝的全部政治设计，都可以追到一个问题上：如何不再出现第二个安史之乱、第二个五代。太祖的答案是收兵权、重文臣、分事权——建隆二年（961）"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宿将兵柄；此后以文臣知州、以文臣掌枢密、以文臣统兵。熙宁四年（1071）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道出了宋代政治的本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武人被系统性地压在下面。
杯酒释兵权《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太祖宴石守信等于宫中，劝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次日诸将皆称病请辞。故事细节或有渲染，但解除宿将兵权确为事实。
强干弱枝禁军精锐集中京师，地方厢军多为役兵；更戍法使部队定期换防，"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套设计杜绝了藩镇，也使宋军战斗力长期低下——防住了内乱，防不住外敌。
不杀士大夫传说太祖立誓碑藏于太庙，戒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碑真伪学界有争议，但北宋确实极少诛杀大臣，贬谪取代了诛戮——苏轼乌台诗案险死，终获贬黄州，这在别的朝代多半是另一个结局。
士大夫的天下意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1046）；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大夫第一次集体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而不只是皇帝的产业。
二科举的彻底化——糊名、誊录与殿试
唐代科举每年取士不过二三十人，且考官可以参考举子的声望，行卷之风由此而起；宋代把这一切都堵死了。淳化三年（992）殿试始行糊名，景德四年（1007）推及省试，大中祥符八年（1015）设誊录院，试卷由书吏誊抄后再交考官——考官既看不到名字，也认不出笔迹。取士规模同时猛增，一榜可达数百人。科举从此成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考试，平民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被制度化了。
殿试定制开宝六年（973）因落第举子击登闻鼓告考官徇私，太祖亲于讲武殿复试，自此殿试成为定制。皇帝亲任主考，及第者皆为"天子门生"——唐代座主门生的私人网络由此被切断。
一整套防弊糊名封贴考生姓名籍贯；誊录防止认笔迹；锁院——考官受命即入贡院隔离，直到放榜才出；别头试——考官亲属另场考试。宋代科举的防弊制度，此后被元明清一路沿用。
规模两宋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榜。北宋每榜进士常数百人，另有"特奏名"，对多次落第的老举子特予出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神童诗》）——读书应举成为全社会的出路。
考什么北宋前期重诗赋，王安石变法后罢诗赋、改试经义与策论，以《三经新义》为标准；元祐时又恢复诗赋，此后诗赋、经义分科并行。考试内容的反复，本身就是新旧党争的一个战场。
三官、职、差遣——宋代官制为什么看不懂
读宋人传记最容易迷糊的是官衔。宋前期官制是"官、职、差遣"三分：官（如"尚书工部员外郎"）只表示品级与俸禄，叫"寄禄官"，与实际工作无关；职（如"龙图阁学士"）是授予文臣的清要荣衔；差遣（如"知杭州"）才是真正在做的事。中枢则是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号称"二府"，另设三司掌财政——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
二府三司中书门下（政事堂）掌民政，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为参知政事；枢密院掌军政；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掌财政，号"计相"。三者互不统属，皆直接对皇帝负责。
元丰改制神宗元丰五年（1082）恢复三省六部之名，以阶官代替旧的寄禄官，使官名与职事重新挂钩。但"差遣"的习惯仍长期存在，南宋的官衔依然常常要拆开来读。
路与州县全国分为十几到二十余路，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诸司，互相牵制，不设统一长官；州设知州与通判，通判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号"监州"。欧阳修、苏轼都做过通判。
台谏御史台与谏院合称"台谏"，可"风闻言事"，即据传闻弹劾而不必查实；台谏官多由皇帝亲擢，宰相不得荐举。宋代言论空间之大、党争之烈，都与这一制度有关。
四三冗与两次变法
宋朝为防武人、防权臣、防藩镇而设计的层层制衡，到仁宗朝结出了"三冗"：官员冗滥、兵员冗多、经费冗繁。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一年即罢；熙宁二年（1069）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意在富国强兵，却引发了此后近六十年的新旧党争。北宋后半期的政治，几乎都是围绕这场变法的反复展开的。
三冗的数字包拯奏称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至皇祐年间内外官属已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兵员由太祖开宝年间约三十七万增至仁宗庆历年间约一百二十五万；蔡襄估算"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五分之四"。
庆历新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核心是整顿吏治——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触动恩荫既得者的利益，次年即罢。范仲淹出知邓州后，应滕子京之请作《岳阳楼记》。
熙宁变法青苗法（官府春贷秋还，取息二分）、免役法（以钱代役）、市易法（官府平抑物价）、保甲法（寓兵于民）、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立意多为抑兼并、增国用，执行中却常沦为强行摊派——苏轼《山村五绝》即讽青苗之弊。
新旧党争反对者有司马光、苏轼、韩琦、欧阳修；元祐更化（1086）尽废新法，绍圣绍述（1094）又尽复之；崇宁三年（1104）徽宗立"元祐党人碑"，列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政争从政见之争变成了人身清洗。
五澶渊之盟与"岁币和平"
宋朝始终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北方的辽与西北的西夏一直压在头上。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下至澶州，真宗在寇准力劝下亲征，双方议和，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约为兄弟之国。此后宋辽维持了一百二十年和平。以钱买和平在当时饱受诟病，但从账面算，岁币不及一场战争军费的零头——这是宋代"以经济换安全"的典型思路。
燕云十六州后晋石敬瑭于936年割让契丹。宋失去了长城一线的屏障，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太宗两次北伐（979高梁河、986雍熙北伐）皆败，此后再无力收复。这块地的缺失，决定了宋朝三百年的国防格局。
岁币的账庆历二年（1042）增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而宋每年与辽的榷场贸易多有顺差，茶、瓷、丝织品源源北运——学者估算，岁币的相当部分又通过贸易流了回来。
西夏1038年李元昊称帝；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宋皆败；庆历四年（1044）议和。范仲淹、韩琦经略西北，边地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和平的另一面宋辽通使三百余次，互派"贺正旦使""生辰使"；苏辙、沈括等皆曾使辽并留下记录。苏辙使辽时发现辽人已在传诵其兄诗文——文化反而在和平中北传。
六靖康之变与南渡
宣和年间宋与新兴的金结"海上之盟"夹攻辽，辽亡之后金军随即南下。靖康元年（1126）冬金军破东京，次年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工匠、典籍、礼器北去，北宋亡。康王赵构即位于应天府，辗转南逃，最终以临安为行在。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宋向金称臣，以淮河—大散关为界。此后一百五十年，南宋偏安东南，却在经济与文化上达到了新的高点。
海上之盟1120年宋金约定夹攻辽，宋取燕云。宋军两次攻燕京皆败，最终以每年百万贯"燕京代税钱"从金手中赎回几座被掠空的城。金人由此看穿了宋的虚实。
靖康之耻被掳北去者数以万计；内府图书、礼器、天文仪器（包括苏颂的水运仪象台）、乐器尽被运往燕京。这是宋代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毁散，《宣和画谱》著录的六千余件藏画，大半从此下落不明。
岳飞与和议岳家军郾城、颍昌大捷后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绍兴和议后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岳飞于绍兴十一年岁末以"莫须有"罪名被害于大理寺狱。主战与主和之争，此后贯穿整个南宋。
偏安的另一面南宋疆域只剩北宋的五分之三左右，却因江南开发、海外贸易与农业技术的推进，经济总量并未萎缩。占城稻推广、圩田围垦，"苏湖熟，天下足"——中国经济重心至此彻底南移，再没有回去。
富而不强
土地私有、纸币、铸钱、海贸、专卖与手工业——宋代财政第一次大半依赖商业。 共 6 条。
一不立田制——土地私有与租佃
唐代的均田制到宋代彻底放弃了。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自由买卖，国家不再授田，只按田亩收税。农户分为主户（有地纳税者）与客户（无地佃耕者），客户与地主之间以契约租佃，人身依附大为减轻——客户可以退佃迁徙，这在唐代部曲、佃客的身份下难以想象。"千年田，八百主"，土地流转之快前所未有。
主户与客户主户按资产分为五等，一二三等为上户（地主、富农），四五等为下户（自耕农、半自耕农）；客户无地。北宋客户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户等决定差役负担——"衙前"一役常使上户破产。
租佃契约地租有分成租（对分或四六分）与定额租两种，南宋定额租渐多；契约写明租额、期限、违约责任，佃户有退佃自由。这被视为中国租佃制度成熟的标志。
两税与附加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在宋代继续，夏秋两征，以田亩为本；另有丁口之赋、杂变之赋与大量附加（"支移""折变"），实际负担远超正税——"折变"一项就能把一斗粟折成几倍的钱。
重新找到土地田产频繁转手造成"产去税存"，豪强隐田逃税。王安石方田均税法、南宋李椿年"经界法"（1142）先后清丈土地，绘制砧基簿——这是明代鱼鳞图册的前身。
二交子与会子——世界最早的纸币
北宋初年四川行铁钱，一贯铁钱重达数十斤，买一匹罗要背上百斤铁——交易极不方便。成都十六户富商遂联合发行一种可兑换的纸券，称"交子"。天圣元年（1023）朝廷收归官营，设益州交子务，次年发行官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又发行"会子"，通行东南。纸币解决了钱币笨重与短缺的问题，也第一次让中国尝到了通货膨胀的滋味。
私交子起于十世纪末的成都，由富商以铺户名义发行，"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可随时兑换现钱，收取手续费。后因商户破产无法兑付而引发纠纷，官府遂收归官办。
官交子分界发行（最初三年一界），定发行额（每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备本钱三十六万缗——约为发行额的百分之二十八，已具备纸币准备金制度的雏形。
会子与滥发南宋会子初发时币值稳定；此后为应付军费不断增发，到南宋末年发行额已达数亿贯，币值暴跌，"楮币"成为民间最大的怨言之一。宋亡前夕，纸币几乎一文不值。
为什么是宋铜荒——宋代铸钱量为历代之最仍不敷使用；铜钱大量外流；商业规模扩大；雕版印刷成熟，使防伪印制成为可能。四个条件同时具备，纸币才出现。
三铸钱与钱荒——宋钱去了哪里
宋代是中国铸钱最多的朝代。神宗元丰三年（1080）铸钱达五百零六万贯，约为唐代天宝年间的十五倍以上。可即便如此，"钱荒"仍是宋人反复抱怨的问题。钱去了哪里？一是商业扩张吃掉了——货币需求增长远快于铸造；二是被销毁铸器；三是大量流出境外。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东非的遗址中都有宋钱出土，宋钱实际上成了当时东亚的通用货币。
年号钱钱文多用年号，形成"年号钱"传统，如"元丰通宝""崇宁通宝"。宋代几乎每改一次元就铸一种新钱，今天的古钱收藏，宋钱品类最为繁多。
御书钱太宗"淳化元宝"有真、行、草三体，传为太宗亲书；徽宗以瘦金体书"崇宁通宝""大观通宝"，被誉为钱币书法之冠。钱文由皇帝亲书，是宋代独有的风气。
宋钱外流日本自平安末至室町时代基本不自铸钱，直接使用宋钱；朝廷屡下钱禁，"以铜钱出中国界者"处以重刑，海商仍屡禁不止。日本镰仓时代的大量窖藏，出土宋钱动辄以吨计。
白银的上升白银在宋代开始大量用于大额支付、赋税折纳与岁币，为明代白银货币化埋下伏笔。纸币、白银、铜钱三者并行，是宋代货币体系的特征。
四市舶司与海上丝绸之路
唐以后陆上丝路因西夏、辽、金的阻隔而衰落，宋代的对外贸易转向海上。开宝四年（971）在广州设市舶司，此后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等地陆续设立，负责检查船货、抽取关税（"抽解"）、收购专卖品（"博买"）。南宋时市舶收入一度达二百万贯；泉州在南宋后期超过广州成为第一大港，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
市舶制度船舶出入港须向市舶司申报领取"公凭"；抽解比例一般十分抽一至十分抽二；抽解后官府还有权按官价收购部分货物（博买），其余方可自由买卖。
进出口出口以瓷器、丝绸、铜钱、茶为大宗；进口以香料（乳香、龙涎香、沉香）、药材、象牙、犀角、珠宝为主。香料贸易利润极厚，乳香一项的收入便相当可观。
南海一号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宋初年沉船，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船体残长二十余米，出水瓷器、铜钱、金器等文物十余万件，是海上丝路最直接的实物见证。
《诸蕃志》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任泉州市舶提举时，据海商口述写成，记五十余国风土物产，远及东非与地中海沿岸，是宋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集中体现。
五茶盐酒——专卖与商税
宋代财政的一大特点是工商收入比重空前。茶、盐、酒、矾、香药皆行专卖或特许经营，商税在各地设场征收。熙宁、元丰以后，据学者估算，盐茶酒专卖与商税收入合计已与农业两税大体相当，甚至超过——一个以农立国的王朝，财政却越来越依赖商业。这也是宋代能长期负担庞大军费与岁币的原因。
盐钞法庆历八年（1048）范祥创盐钞法：商人在边地交纳现钱买钞，凭钞到解池领盐贩卖。既省去运粮输边之费，又使盐利直接转化为边防经费——"钞"是宋代信用票据的另一个源头。
茶引徽宗政和年间蔡京改行"茶引法"：商人向官府买引，凭引到茶园买茶贩卖，官府不再收购。茶引成为可以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茶利大增。
酒课大城市由官府酿卖或"买扑"（承包）；东京七十二家正店需向官府买曲酿酒，脚店则从正店批酒零售。酒课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商税各州县设税场，过税（通过税）百分之二，住税（营业税）百分之三；税场之多，常为时人所病。商税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是商品经济规模的直接指标。
六手工业——瓷、铁、纸与船
宋代手工业的规模与技术水平在前近代世界居于前列。瓷器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哥窑的年代学界尚有争论）与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建窑黑釉；冶铁业以煤炼铁已经普及，据学者估算北宋后期年产铁可达十万吨以上；造纸、印刷、造船、纺织都有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这些手工业大多面向市场而非只供宫廷。
五大名窑汝窑天青釉，传世不足百件；官窑紫口铁足；钧窑窑变；定窑白瓷、覆烧芒口；哥窑金丝铁线开片。景德镇则因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置镇烧造而得名。
煤与铁庄绰《鸡肋编》："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语或夸张，但说明煤已成为城市的主要燃料；以煤冶铁使产量大增。
造船与指南针宋代海船分隔水密舱，可载数百人；朱彧《萍洲可谈》（1119）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最早明确记载。
行会东京行业达一百六十余行，各有行头；官营作坊（少府监、文思院、将作监）供应宫廷与军需，但民间作坊数量更大、面向市场。
士大夫的时代
宗族、理学、印刷与书院、三教合一——离十个门类最近的一层背景。 共 4 条。
一士大夫与宗族——新的统治阶层
唐代的门阀士族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几乎消失殆尽，宋代的统治阶层换了一批人：通过科举上来的士大夫。他们多出身中小地主甚至平民，没有世袭的门第可依，只能靠读书与考试维持家族的地位。于是宋人发明了新的家族组织——修族谱、建祠堂、置义庄、订家训，把一个靠科举起家的小家庭经营成可以延续数百年的宗族。明清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门阀的消亡唐末"天街踏尽公卿骨"，五代政权频繁更迭，旧士族谱牒散佚殆尽。郑樵《通志·氏族略》："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身份不再由血统决定。
范氏义庄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以俸禄在苏州买良田千亩设义庄，以田租赡养全族贫者，订《义庄规矩》。范氏义庄延续八百余年直到清末，是中国宗族公产制度的开端。
欧苏谱例欧阳修、苏洵各修族谱，确立"五世一提""小宗之法"等体例，后世称"欧苏谱例"。修谱从此由官方的门第登记变成民间的家族事务。
家训与家礼司马光《家范》、袁采《袁氏世范》、朱熹《家礼》。尤其《朱子家礼》规定了冠婚丧祭的仪节，经明清推广，成为全国通行的民间礼仪范本。
二理学——从周敦颐到朱熹
宋代思想最大的事件，是儒学在沉寂数百年后重新夺回了主导权，形成"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它回应的是唐以来佛道两家的挑战：佛教有精密的心性论与宇宙论，儒学原本没有。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北宋五子"）吸收佛道的思辨方法，重建了一套以"理""气""心""性"为核心的儒家形而上学，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此后七百年，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底色都是理学。
北宋五子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论"气"，《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程颐以"天理"为最高范畴；邵雍象数之学。二程兄弟门下的杨时、谢良佐等，把理学带到了南方。
朱熹1130—1200。集理学之大成，著《四书章句集注》，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元延祐年间起成为科举标准教材，直至1905年废科举——影响科举近六百年。
鹅湖之会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信州鹅湖寺。朱主"道问学"，陆主"尊德性"，陆九渊诗讥朱学"支离事业竟浮沉"。理学与心学的分野由此明朗，三百年后王阳明接续了陆的一路。
庆元党禁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将理学斥为"伪学"，列朱熹等五十九人为"伪学逆党"，禁其门人应试做官。朱熹卒于党禁期间；嘉定年间解禁，理宗朝理学被尊为官学——从"伪学"到正统，只用了三十年。
三印刷、书院与知识的普及
雕版印刷在唐代只用于佛经、历书与字书，到宋代才真正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手段。国子监刻印经史，号"监本"；各地官府、私家、书坊竞相刻书，福建建阳的坊刻本行销天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书便宜了，读书的人多了，于是有了书院——宋代书院以讲学、藏书、祭祀为主要功能，是理学传播的主要阵地。
官刻、家刻、坊刻国子监本校勘最精；家刻如岳珂相台家塾本；坊刻如建阳余氏勤有堂、临安陈起陈宅书籍铺。宋版书以校勘精、字体美、纸墨佳而被后世视若拱璧，明清藏书家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
毕昇活字《梦溪笔谈》卷十八："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若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最早的确切记载。
书院通常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为"四大书院"。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1179），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范本；张栻主岳麓，乾道三年（1167）朱张会讲，听者千人。
宋四大书与笔记宋初官修《太平御览》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千卷、《册府元龟》千卷；私家则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等。宋代是笔记文体的黄金时代。
四禅宗、道教与三教合一
唐代会昌灭佛之后，佛教诸宗大多衰落，唯禅宗与净土独盛，并在宋代彻底"士大夫化"：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皆与禅僧交游，禅的语言渗透进诗论与画论。道教则在徽宗朝达到政治上的顶点——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一度改佛寺为道观。而在思想层面，"三教合一"成为宋代的普遍倾向：理学吸收佛道，禅宗讲忠孝，道教讲修心，三家的边界前所未有地模糊。
五家七宗与灯录临济、曹洞、云门、沩仰、法眼五家，临济又分黄龙、杨岐两派，合为七宗。宋代大量编纂"灯录"与"语录"，《景德传灯录》（1004）、《五灯会元》（1252）成为禅宗史的基本文献。
看话禅与默照禅大慧宗杲倡"看话禅"，参"狗子无佛性"等公案话头以求顿悟；宏智正觉倡"默照禅"，静坐观照。两派之争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的修养方式——朱熹早年也曾习禅。
禅与文艺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妙悟"；苏轼"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梁楷、牧溪的禅画在中国不受重视，却在日本被奉为至宝。荣西、道元把临济、曹洞两宗带到日本，禅与茶一同成为日本文化的底层。
徽宗崇道政和七年（1117）徽宗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宣和元年（1119）诏改佛为"大觉金仙"、僧为"德士"、寺为宫观，一年后恢复。《政和万寿道藏》是第一部全部雕版刊行的道藏。
三百一十九年
北宋与南宋各占一半。政治上一路退守，文化上却一路向上。
陈桥兵变
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于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回师开封受禅，建立宋朝。五代十国的"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至此终结。
杯酒释兵权
太祖宴石守信等禁军宿将，劝其交出兵权、多置田宅以终天年。重文抑武的国策自此奠定。
殿试成为定制
因落第举子告考官徇私，太祖亲于讲武殿复试。此后及第者皆为"天子门生"，唐代座主门生的私人网络被切断。
灭北汉，高梁河之败
太宗灭北汉完成统一，随即北伐辽国欲取燕云，在高梁河大败，身中箭伤。宋再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澶渊之盟
辽军南下至澶州，真宗在寇准力劝下亲征，双方议和，宋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后宋辽和平一百二十年。
官交子
朝廷设益州交子务，次年发行官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
李元昊称帝
西夏立国。宋夏三战宋皆败，庆历四年（1044）议和，宋岁赐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
毕昇发明泥活字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沈括《梦溪笔谈》的这段记载，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最早的确切记录。
庆历新政
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整顿吏治，一年即罢。范仲淹出知邓州后作《岳阳楼记》。
王安石变法
神宗用王安石，推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诸法，引发此后近六十年的新旧党争。
乌台诗案与黄州
苏轼因诗文获罪，险死狱中，贬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写下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寒食帖》。
《资治通鉴》成书
司马光主持编纂十九年，二百九十四卷，记事起战国、迄五代，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水运仪象台建成
苏颂、韩公廉主持，高约十二米，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体，其擒纵机构被视为机械钟的先驱。
设画学、书学
徽宗崇宁三年于国子监设画学、书学，以诗句为考题，绘画第一次进入国家教育与考试体系。
营造艮岳
徽宗倾国力造园，花石纲自江南运太湖石入汴京，东南为之骚然。数年后方腊起事，即以花石纲为口实。
靖康之变
金军攻破东京，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工匠、典籍、礼器北去，北宋亡。康王赵构即位于应天府，是为南宋。
定都临安
以杭州为"行在"，始终不称都城，以示不忘恢复。临安由此成为此后一百四十年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宋向金称臣，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岳飞于绍兴十一年岁末以"莫须有"罪名被害。
鹅湖之会
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信州鹅湖寺，辩论为学之方。理学与心学的分野由此明朗。
庆元党禁
韩侂胄斥理学为"伪学"，列朱熹等五十九人为"伪学逆党"。朱熹卒于党禁期间；三十年后理学被尊为官学。
联蒙灭金
宋与蒙古夹攻，金亡。宋旋即出兵欲收复三京（端平入洛），为蒙古所败，宋蒙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崖山海战，宋亡
临安已于1276年开城投降。三年后元军与宋军决战于崖山，陆秀夫负少帝赵昺投海，宋亡。
十个门类，一个朝代
下面十节对应十卷。每一节都是这一门在宋代的独立整理——总述、条目细说与专属的对照表；点每节左上角的卷数或右侧的「整卷」，可以跳到该门类贯通历代的那一卷。
宋代天文的标志性成就不在理论，而在仪器与记录：一座三层楼高的天文钟，一方刻着一千四百多颗星的石碑，和两次被全世界天文学家反复引用的超新星。
一苏颂与水运仪象台
元祐元年（1086）宋哲宗命苏颂检验当时的浑仪，苏颂提议另造一座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体的大型仪器，与吏部令史韩公廉合作设计，元祐七年（1092）在开封建成。台高约十二米，分三层：上层置浑仪，用于观测，顶部屋板可以拆开，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动观测屋顶；中层置浑象，自动演示天象；下层是报时装置，木人按时辰摇铃、击鼓、敲钟。整台仪器以水力驱动，由一套称为"天衡"的机构控制转速——这是擒纵机构的早期形态。
天衡与擒纵水从水壶注入枢轮上的受水壶，受水壶满到一定重量时，天衡杠杆被压下，放过一格，轮子转一个固定角度，随即被再次卡住。这种"注满—释放—卡住"的周期动作，与机械钟的擒纵原理相同。李约瑟据此认为，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新仪象法要》苏颂为此台所撰的说明书，三卷，绘有全台总图、各部件分图共六十余幅，并附星图五幅（含两幅按"横图加圆图"绘制的全天星图），标注星官二百八十三、星一千四百六十四。书中机械图的精确程度，使今天的学者能够据图复原整座仪器。
下落靖康之变时，金人将水运仪象台拆运至燕京，因不谙其法而不能复原，只作为浑仪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毁于雷击。南宋曾请苏颂之子苏携重造而不成——这台仪器从建成到失传，不过三十余年。
苏颂其人官至宰相，为人持重，也是药物学家，主持编撰《本草图经》二十一卷。他同时代的沈括比他更有名，但若论一件具体器物的工程成就，苏颂的这座台是宋代科技最高的标准件。
二恒星普查与苏州石刻天文图
北宋朝廷先后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测量，重新测定二十八宿距度与全天星官位置，数据精度较唐代明显提高。这批成果最完整的留存，是一方石碑：南宋淳祐七年（1247），王致远据黄裳（嘉王赵扩的老师）早年所绘的星图刻石，今藏苏州碑刻博物馆（苏州文庙）。碑高约两米，刻星一千四百余颗，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全天星图之一。
碑的构成上部为以北天极为中心的圆形全天星图，内规（恒显圈）、外规（恒隐圈）、赤道与黄道俱全，银河走向清晰可辨；下部刻图说四十一行，简述天文知识。它本来是给皇子读书用的教学图。
黄裳南宋初年学者，任嘉王府翊善时绘制天文、地理、帝王绍运等八图，用以教授皇子。苏州文庙所刻的《天文图》《地理图》《平江图》《帝王绍运图》四碑，合称"宋代四大石刻"，天文图为其中之一。
测量的意义宋人多次重测星位，发现二十八宿距度与前代记录不合，这实际上是在反复观测岁差与恒星自行的效应。沈括据观测指出，北极星距真正的天极"三度有余"，并非恰在极点——这个结论直接来自对北极星一整夜位置的连续描记。
星官体系的延续石刻星图仍沿用陈卓的三垣二十八宿与283星官体系，说明宋代天文学的进步在于"测得更准"，而不在于改变框架。真正改变框架的，要到明末西学传入之后。
三两颗超新星：周伯星与天关客星
宋代留下了人类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超新星观测记录。景德三年（1006）出现于骑官星附近的"周伯星"，《宋史·天文志》记其"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即今天编号SN 1006的超新星，是有史记载以来视亮度最高的一颗。至和元年（1054）出现于天关星东南的"客星"，昼见二十三日，夜见近两年，其遗迹即今金牛座蟹状星云（M1）。这两条记录今天仍被天文学家用来推算超新星的爆发时间与光变曲线。
周伯星（1006）司天监先是报称"大星……出氐南骑官西一度"，随后群臣以之为吉兆，名"周伯"。"煌煌然可以鉴物"说明它亮到可以照出人影，估计视星等可达负七等以上。欧洲、阿拉伯与日本亦有同期记录，但以中国记载最为详细。
天关客星（1054）《宋会要》："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1928年哈勃将蟹状星云的膨胀速度反推，得到约九百年前的爆发时间，与宋代记录吻合——中国史书第一次成为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关键证据。
为什么宋代记录格外可靠司天监有专职的观测与奏报制度，异常天象须逐日记录位置、亮度、颜色与持续时间；宋代史料又保存较完整，《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多处互见。观测的职业化与史料的连续性，共同造就了这批记录的价值。
其他天象宋代还留下了大量太阳黑子记录（"日中有黑子如李大"）、极光记录与彗星记录。中国古代的太阳黑子记录，宋代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四沈括、《统天历》与频繁的改历
两宋三百余年间改历十余次，是历法更替最频繁的朝代之一。改历的动力来自实测与推算的不断偏差，也来自党争——新旧两党各有自己的历官。其中两件事值得记住：沈括提出了一个彻底的历法改革方案，只是没被采用；杨忠辅编成的《统天历》，则在庆元五年（1199）就把回归年定为365.2425日，比元代《授时历》早八十余年，与今天通行的格里高利历数值相同。
沈括的十二气历沈括主张以二十四节气为基础，立春为岁首，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完全抛开月亮的朔望——这实际上是一部纯阳历。他自知"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怒攻骂"，果然未被采用。竺可桢曾指出，二十世纪英国气象局用于农业统计的"萧伯纳历"（W. N. Shaw所定），思路与之相近。
沈括的观测熙宁年间任提举司天监，改制浑仪、浮漏、景表，并连续三个月每夜三次描记北极星位置，得出北极星距天极三度有余。他的天文、数学、地理、物理见解大多记在《梦溪笔谈》里。
《统天历》杨忠辅编，庆元五年（1199）颁行。回归年长度取365.2425日，并提出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的"岁实消长"思想。这两点被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直接继承——《授时历》的名声，一部分其实属于它。
改历与政治北宋神宗朝卫朴《奉元历》由沈括力荐；元祐更化后旧党又改历。历法是"天命"的象征，新君即位、党派更替都可能借改历宣示正统。天文学在宋代始终没有脱离政治。
宋代天文仪器、星图与历法
仪器与星图多已失传，靠文献与石刻存其形制。
| 名目 | 年代 | 主持者 | 要点 |
|---|---|---|---|
| 至道浑仪 | 995 | 韩显符 | 宋初第一架大型浑仪 |
| 皇祐浑仪 | 1050 | 舒易简、周琮 | 改进黄道环 |
| 熙宁浑仪 | 1074 | 沈括 | 简化环圈，减少遮挡；同时改制浮漏、景表 |
| 水运仪象台 | 1092 | 苏颂、韩公廉 | 观测、演示、报时一体，天衡擒纵 |
| 《新仪象法要》星图 | 约1094 | 苏颂 | 横图加圆图，现存最早的印本星图之一 |
| 苏州石刻天文图 | 1247 | 黄裳原图，王致远刻 | 刻星1400余颗，现存最古石刻全天星图之一 |
| 《崇天历》 | 1024 | 宋行古 | 北宋行用最久的历法之一 |
| 《奉元历》 | 1075 | 卫朴 | 沈括所荐 |
| 《纪元历》 | 1106 | 姚舜辅 | 首创以金星位置推定太阳位置 |
| 《统天历》 | 1199 | 杨忠辅 | 回归年365.2425日，早于《授时历》八十余年 |
宋代园林第一次成了可以被"写"出来的东西——李格非为十九座洛阳名园立传，司马光为二十亩独乐园作记，徽宗为一座人造山写记，而这座山把北宋拖进了亡国。
一洛阳名园与《洛阳名园记》
北宋洛阳是西京，也是退闲官员与文人的聚居地，名园之盛甲于天下。绍圣年间（约1095），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作《洛阳名园记》，记富郑公园、董氏西园、环溪、刘氏园、独乐园、湖园等十九座，逐一描写其布局、景物与主人。文末一句成了中国园林史上最著名的断语："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三十年后，洛阳诸园在靖康战火中尽毁。
湖园李格非记其"兼六美"：宏大与幽邃、人力与苍古、水泉与眺望，本难兼得，唯湖园兼之。这"六美"之说，是中国最早的园林审美标准之一。
富郑公园富弼退居洛阳所筑，景物依次展开，"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已有明显的游线组织与空间序列意识。
园的公共性洛阳名园多在花时对外开放，士庶皆可入游，园主收"茶汤钱"。私园的有限开放，是宋代城市生活的一个特征。
以园论世李格非把园林的兴废当作国家治乱的风向标，这是第一次有人把园林写进了政治判断。《洛阳名园记》因此既是园林文献，也是一篇政论。
二独乐园——二十亩里的另一种宰相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因反对新法退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熙宁六年（1073）他在洛阳尊贤坊买地二十亩，筑"独乐园"，并作《独乐园记》。园中七景：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皆极朴素，"卑小不过数椽"。李格非评为"卑小不可与他园班"，但正因如此，独乐园成了宋代士大夫园林观的一个标本：园不在大，在于主人在其中做什么。
名字的来历"独乐"反用《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司马光自解：此乃"迂叟之乐"，不敢与王公大人之乐相比，只是一个退居者的自娱。在新法当道之时，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态度。
七景与七贤每一景对应一位前贤：读书堂对董仲舒，钓鱼庵对严子陵，采药圃对韩康，浇花亭对白居易，见山台对陶渊明……园林在这里成了一种人格的陈列。
十五年司马光在独乐园中住了十五年，《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大部分在此完成。一座园林和一部史书，在宋人的叙述里总是连在一起。
后世明代仇英、文徵明都画过《独乐园图》；"独乐园"成为后世文人园林命名与构思的常用典故。
三艮岳——一座人造山与一个王朝
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在东京东北隅始筑万岁山，宣和四年（1122）建成，因在宫城东北（艮位）改名艮岳。园周十余里，主峰高九十步，以太湖石、灵璧石等奇石堆叠而成，引景龙江水为池沼，遍植江南花木，蓄养珍禽异兽。徽宗亲撰《御制艮岳记》。为运这些石头，朝廷在苏州设应奉局，由朱勔主持"花石纲"，沿运河千里转运，东南骚然。这座园子，成了北宋亡国叙事里最显眼的一个符号。
造园的手法艮岳以山为主体，主峰、次峰、余脉层层展开，山间设洞穴、栈道、飞泉；"因形布势"，模拟真山的整体气象而非局部堆砌。这是中国园林史上第一座以写意手法营造的大型假山，其手法直接影响了此后的叠山。
花石纲"纲"是成批运输的编组。一块巨石需拆城门、毁桥梁方能通过，民家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赏，即以黄帛覆之，指为御前之物。宣和二年方腊起义，即以诛朱勔为号召。
神运昭功石艮岳主石，高四丈，徽宗封为"盘固侯"，并亲书"神运昭功"。一块石头得到封爵，艮岳的荒诞与精致，都集中在这里。
结局靖康元年金兵围城，城中薪尽，钦宗下令拆艮岳，山石凿为炮石，花木劈为柴薪，禽兽宰杀充饥。从建成到拆毁，不过四年。
四临安与江南：西湖成了园林
南渡以后，造园重心移到江南。临安的特殊之处在于：整座西湖成了一座公共园林。"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之名在南宋已经定型，最初是画院画家的题画名目，后来成了全城共享的风景。湖周则环绕着皇家御园、贵戚宅园与寺院园林，湖山与城市融为一体。
苏堤与白堤白堤为唐代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所筑之堤的后世附会；苏堤为苏轼元祐年间知杭州时疏浚西湖、以淤泥葑草筑成，长近三公里，六桥相连，桃柳夹岸——一项水利工程变成了一道风景。
德寿宫与御园高宗退位后居德寿宫，宫内凿池引水、叠石为山，仿西湖景致，号"小西湖"；另有聚景园、玉津园等御园，多在湖畔。
吴兴园林周密《吴兴园林记》记湖州私园三十余处，南沈尚书园、北沈尚书园、俞氏园等，是南宋江南私家园林最集中的一份记录，也是明清江南园林的直接前身。
沧浪亭庆历五年（1045）苏舜钦被贬后在苏州购地筑沧浪亭，作《沧浪亭记》，取《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之意。今苏州沧浪亭虽经历代重建，仍是现存苏州园林中历史最久的一座。
五赏石——《云林石谱》与米芾拜石
唐人开始赏石，宋人把它变成了一门学问。绍兴三年（1133）杜绾撰《云林石谱》，记各地名石一百一十六种，逐一记其产地、采法、形质、色泽与声音，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石谱。同时，关于米芾的故事让赏石成了一种人格表演：他见一块奇石，整衣下拜，呼之为"石兄"，人称"米颠"。
《云林石谱》分上中下三卷，灵璧石、太湖石、英石、昆山石等皆在其中；论石以"声、色、质、形"为纲，灵璧石"扣之铿然有声"尤为上品。
瘦皱漏透后世相传米芾以"瘦、皱、漏、透"四字论石（见于清人转述），成为太湖石品评的通行标准：瘦要挺拔、皱要有纹理、漏要有孔穴相通、透要玲珑剔透。
石与园宋代园林把单块奇石作为独立的观赏对象（"峰石""特置"），置于厅前、池畔，与明清江南园林的冠云峰、瑞云峰一脉相承。
石癖苏轼有仇池石、雪浪石，作诗咏之；叶梦得、范成大皆有石癖。赏石成为宋代文人身份的一种标识，与书画收藏并列。
宋代名园
北宋在洛阳与东京，南宋在临安与吴兴。
| 园名 | 地点 | 主人 / 性质 | 文献 |
|---|---|---|---|
| 独乐园 | 洛阳 | 司马光 | 《独乐园记》 |
| 富郑公园 | 洛阳 | 富弼 | 《洛阳名园记》 |
| 湖园 | 洛阳 | （唐裴度故园） | 《洛阳名园记》"兼六美" |
| 艮岳 | 东京 | 宋徽宗 | 《御制艮岳记》，花石纲 |
| 金明池 · 琼林苑 | 东京西郊 | 皇家，节时开放 | 《东京梦华录》 |
| 沧浪亭 | 苏州 | 苏舜钦 | 《沧浪亭记》，现存最古苏州园林 |
| 德寿宫 | 临安 | 宋高宗 | "小西湖" |
| 聚景园 | 临安西湖畔 | 皇家御园 | 《武林旧事》 |
| 南沈尚书园 | 湖州 | 沈氏 | 周密《吴兴园林记》 |
| 西湖 | 临安 | 公共 | "西湖十景"南宋定型 |
宋画走到了两个顶点：画院把"格物"推到极致，要求画出孔雀升墩先举哪只脚；文人则把"写意"说成道理，宣称论画以形似是孩童之见。今天的中国画，几乎全部从这两条路上来。
一画院与画学——绘画第一次有了考试
宋代设翰林图画院，画家授以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学生等职级，与文官体系比照。徽宗崇宁三年（1104）更在国子监设"画学"，招收学生、分科教授、以考试取录，绘画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与选拔体系。画学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兼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考题多取古人诗句，考的不只是画技，更是对诗意的理解。
以诗为题"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众人多画空舟系岸或鹭栖船舷，魁者画一舟人卧于船尾、横一孤笛，以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深山藏古寺"——魁者不画寺，只画一僧在山涧挑水；"踏花归去马蹄香"——画蝴蝶追逐马蹄。这些故事或经渲染，却准确说明了画学的取向：以不画为画。
孔雀升墩邓椿《画继》记：宣和殿前荔枝结实，孔雀在其下，徽宗召画院众工图之，众人皆画孔雀先举右足，徽宗说"孔雀升墩，必先举左"。画院对细节的苛求，在此可见一斑——宋代院体花鸟的写实精度由此而来。
月季四时徽宗又问画院为何以画月季者受赏，答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一朵花要画出季节与时辰，这是"格物"精神在绘画中的最极端体现。
《宣和画谱》宣和二年（1120）成书，二十卷，著录内府藏画二百三十一家、六千三百九十六件，分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是中国第一部宫廷藏画著录，也是一份北宋末年的绘画史全景。
二北宋山水：三座高峰图
山水画在北宋达到了第一个也是最高的顶点。五代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已经分出南北两路，北宋初年李成、范宽、关仝并称"三家山水"，其后郭熙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山水画理论。北宋山水的特征是"全景式"：大山堂堂，主峰居中，层峦叠嶂一一交代，观者仿佛站在山前，被整座山的体量压住。这种画法以宇宙的秩序为范本，与南宋的边角构图截然不同。
李成"惜墨如金"，善画寒林平远，营丘人，画风清旷。北宋时李成画价极高，米芾说见过的真迹仅两本，而伪作"三百本"——宋代已经有了严重的书画作伪问题。
米芾米友仁米芾父子用横卧的墨点（"米点"）写江南烟雨中的云山，不重勾勒而重墨韵，称"米氏云山"。这是水墨山水里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意"画法，为元代文人画开了先路。
三花鸟与院体：从黄筌到赵佶图
五代西蜀黄筌与南唐徐熙开出花鸟画的两路："黄家富贵，徐熙野逸"。黄筌之子黄居寀入宋主持画院，北宋前期院体花鸟皆宗黄家——勾勒精细、设色浓丽。直到神宗朝崔白以更生动野逸的笔法打破"黄家体制"，院体花鸟才一变。到徽宗赵佶，花鸟画的写实与诗意同时到达顶点。
黄徐之别黄筌勾勒填彩，几乎不见墨迹，所画多宫苑珍禽异卉；徐熙"落墨为格，杂彩副之"，以墨线为骨，所画多江湖汀花野竹。一个写宫廷，一个写野外，这组对立此后一直是花鸟画的两极。
南宋小品南宋院画多为团扇、册页，折枝花卉、一禽一石，尺幅小而意趣足。林椿、李嵩、马麟都擅此道。南宋"小品"的精致，与北宋全景山水的雄强，恰好是两宋的两种气质。
四文人画：一套反形似的理论图
北宋中期，苏轼、文同、米芾、李公麟等一批士大夫提出了一套与画院截然不同的绘画观：画不在形似，而在意趣；作画者不必是职业画工，而应是有学养的士人。苏轼称之为"士人画"，后世称"文人画"。这套理论在宋代并未取代院体，但到了元代成为主流，并支配了此后七百年的中国画坛。
"论画以形似"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四句被引用了九百年，常被误读为否定形似——苏轼真正反对的是"只有"形似，他要的是形与神的统一。
士人画与画工画苏轼："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把画家分成两类，并以身份高下定画的高下——这是文人画理论最有力也最偏颇的地方。
文同与胸有成竹文同（苏轼的表兄）善画墨竹，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此。墨竹因此成为文人画最核心的题材——竹的形态与书法笔法最为接近。
五南宋：边角、减笔与禅画图
靖康之变后，画院画家李唐辗转南渡，入南宋画院，开出了一种新的山水样式：不再是全景大山，而是取景一角、留出大片空白。其后马远、夏圭把这种构图推到极致，时称"马一角""夏半边"，与刘松年、李唐并称"南宋四家"。与此同时，梁楷、牧溪等人以极简的笔墨作禅画，在中国几乎被遗忘，却在日本被奉为至宝。
六《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图
北宋末年出现了两件在体量与精度上都近乎"不可能"的作品。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纵二十四点八厘米、横五百二十八点七厘米，以散点透视展开东京东水门内外的汴河两岸，人物八百余，牲畜、车船、店铺、桥梁无一重复。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纵五十一点五厘米、横一千一百九十一点五厘米，以石青石绿画尽千里江山，作者年仅十八岁。两件都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的争议"清明"是指清明节，还是"政治清明"，抑或东京的"清明坊"，学界一直有争论。画中有柳色、有扫墓归来的轿子，也有扇子与西瓜摊——季节并不统一。
王希孟据卷后蔡京题跋，王希孟原为画学生徒，后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徽宗"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即成此卷，时政和三年（1113），年十八。此后史料中再无他的任何记载。
宋画代表作
宋画是中国画存世真迹最集中的时代。
| 作品 | 作者 | 年代 | 现藏 |
|---|---|---|---|
| 溪山行旅图 | 范宽 | 北宋初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早春图 | 郭熙 | 1072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双喜图 | 崔白 | 1061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五马图 | 李公麟 | 北宋 | 东京国立博物馆 |
| 瑞鹤图 | 赵佶 | 1112 | 辽宁省博物馆 |
| 芙蓉锦鸡图 | 赵佶（或画院代笔） | 北宋末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清明上河图 | 张择端 | 北宋末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千里江山图 | 王希孟 | 1113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万壑松风图 | 李唐 | 1124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踏歌图 | 马远 | 南宋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溪山清远图 | 夏圭 | 南宋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泼墨仙人图 | 梁楷 | 南宋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潇湘八景图（残） | 牧溪 | 南宋 | 日本诸家分藏 |
唐人把字写成了法，宋人把字写回了人。"宋人尚意"四个字，说的是写字的目的从合乎规范，变成了表达自己。
一宋四家：苏、黄、米、蔡图
宋代书法以"苏黄米蔡"四家为代表。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无争议，"蔡"是蔡襄还是蔡京则历来有争论——明人多说原指蔡京，因其人品不端而被换成蔡襄，但从年辈看蔡襄居前，也有人认为本就是蔡襄。四家的共同之处，是不再追求唐楷式的法度统一，而各自写出鲜明的个人面目。清人梁巘概括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
二《淳化阁帖》与刻帖时代图
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摹刻于枣木板上，拓成十卷，名为《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其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占了一半。这是中国第一部汇集历代名家的大型丛帖，被称为"法帖之祖"。从此，学书者不必见到真迹，凭一本拓本就可以临习二王——"帖学"一词，指的正是以这些刻帖为范本的书法传统。
刻帖的意义唐代学书靠碑与少量摹本，真迹只在宫廷与少数藏家手中流转；宋代刻帖使名家墨迹得以大量复制传播，书法教育的门槛骤然降低。宋人"尚意"的前提，恰恰是人人都能看到晋唐的"法"。
刻帖的问题王著学识有限，所收有不少伪作、误题与拼接，米芾、黄伯思先后作《跋秘阁法帖》《法帖刊误》逐一辨析。而且刻石翻拓、辗转翻刻之后，笔意失真越来越严重——这为清代碑学兴起埋下了伏笔。
后续丛帖《大观帖》（1109，徽宗命蔡京等重摹，较阁帖精善）、《绛帖》《潭帖》《汝帖》等官私刻帖相继出现。宋代因此被称为"刻帖的时代"。
原版下落《淳化阁帖》初拓本传世极少。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四百五十万美元从美国购回"最善本"四卷，引起轰动——一部宋代刻帖今天依然是书法史的核心文物。
三瘦金体与宫廷书法图
宋徽宗赵佶创造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书体：笔画瘦硬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转折处露出明显的顿笔，整体如屈铁断金，后人称为"瘦金体"（又称"瘦筋体"）。它源出唐代薛稷、薛曜兄弟的瘦劲一路，却被徽宗推到了极端的个人化。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极少数由帝王独创并以之命名的书体。
诗书画合一徽宗在自己的画作上以瘦金体题诗、署"天下一人"花押、钤"御书"印，诗书画印同处一幅，彼此呼应。这一体例后来成为文人画的标准格式。
《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同时编成，二十卷，著录内府所藏历代法书一百九十七家、一千三百四十四件，按帝王、篆书、隶书、正书、行书、草书、八分、制诏分类。
书学崇宁三年（1104）与画学同时设立书学，教授篆、隶、草三体，兼习《说文》《字说》等，考试分上中下三等。米芾曾任书画学博士。
四米芾——书家、鉴定家与"颠"图
米芾（1051—1107）是宋代书坛最复杂的人物。他以书法名世，更以鉴定名世；著《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海岳名言》，对历代书画的真伪、流传、装裱逐一品评，被视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颠"也是出了名的：好洁成癖，衣冠效唐人，见奇石下拜，宣和年间奉诏书屏风毕，竟抱着御砚说"此砚经臣下用过，不堪再进御"，求赐而去。
《海岳名言》米芾论书的语录，对唐人颇多苛评："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这些话偏激而犀利，正是宋人"尚意"对唐人"尚法"最直接的反叛。
鉴定米芾建立了一套看笔法、看纸绢、看印章、看流传的鉴定方法，他在书中自述所见的某件是"伪"、某件"不真"，今天的鉴定学家仍常引用他的判断。
米氏父子其子米友仁亦工书画，南宋时任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为高宗鉴定内府所藏书画，许多宋以前名迹上都有他的鉴题。
五南宋书法：帝王、理学家与张即之图
南宋书坛没有出现能与苏黄米比肩的大家，但有几条值得注意的线索。宋高宗赵构精于书法，先学黄庭坚，后专意二王，并以帝王之力推动了南宋书风的"复古"；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等士大夫留下了大量尺牍墨迹；张即之的大字楷书则别开一路，对日本禅林书法影响极深。
理学家的字朱熹书法笔致沉稳、结体端正，他论书主"端庄"，反对苏黄以来的纵意——"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书法观随着思想风气变化，理学的严整也落到了纸上。
张即之南宋后期书家，以大字楷书知名，笔画粗细对比强烈、结体紧峭，被当时日本入宋僧人大量携回，至今日本仍存其多件墨迹，对日本禅宗寺院的书法影响极大。
吴说的游丝书吴说以一笔连绵不断、细如游丝的草书知名，号"游丝书"，是宋代书法中一个极小众也极特别的形式。
宋代碑帖速查
宋代以墨迹为主，与唐代以碑为主恰成对照。
| 碑帖 | 书家 | 年代 | 书体 | 现藏 |
|---|---|---|---|---|
| 淳化阁帖 | 王著摹刻 | 992 | 汇帖 | 上海博物馆（最善本四卷）等 |
| 澄心堂纸帖 | 蔡襄 | 1063 | 行楷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黄州寒食诗帖 | 苏轼 | 1082 | 行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赤壁赋 | 苏轼 | 1083 | 行楷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松风阁诗帖 | 黄庭坚 | 1102 | 行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诸上座帖 | 黄庭坚 | 北宋 | 草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蜀素帖 | 米芾 | 1088 | 行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苕溪诗帖 | 米芾 | 1088 | 行 |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楷书千字文 | 赵佶 | 1104 | 瘦金 | 上海博物馆 |
| 秾芳诗帖 | 赵佶 | 北宋末 | 瘦金 | 台北故宫博物院 |
| 草书洛神赋 | 赵构 | 南宋 | 草 | 辽宁省博物馆 |
宋人把喝茶变成了一门手上功夫：茶粉置盏，沸水点注，茶筅击拂，比的是谁的汤花更白、咬盏更久——上至皇帝写书教人点茶，下至市井街头斗茶赌胜。
一北苑贡茶：龙团凤饼
宋代贡茶的中心从唐代的湖州顾渚移到了福建建安（今建瓯）的北苑。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始置龙焙，专造龙凤团茶以供御用。真宗咸平年间丁谓任福建转运使，造"大龙凤团"；仁宗庆历年间蔡襄改造"小龙团"，欧阳修《归田录》记："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此后贡茶越做越精，到徽宗宣和年间出现了"龙团胜雪"，以银线水芽为原料，一饼的价值已无法以金计。
北苑的制法采茶须在清晨日出之前，以指甲掐断芽头；拣芽分"小芽""中芽""紫芽""白合""乌带"，只取最嫩者；蒸、榨（去除茶汁以减苦涩）、研（加水研磨，最精者研至十六水）、造（入模压饼）、过黄（焙干）。一饼之成，工序数十道、耗时数十日。
龙团胜雪宣和二年（1120）郑可简所创，剔去茶芽外层，只取芽心一缕（"银线水芽"），以之制饼，"方寸新銙，有小龙蜿蜒其上"。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记当时贡茶名目四十余种，此为最上。
帝王与贡茶苏轼有诗讽贡茶之弊："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把丁谓与蔡襄一并点名，说他们是靠贡茶邀宠。
从团饼到散茶宋代民间已有散茶（叶茶），但上层仍以团饼为尊。直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下诏罢造龙团，团饼茶才退出主流——宋代的龙团凤饼，是中国茶史上最奢华也最后的一次高峰。
二点茶法——宋人到底怎么喝茶
宋代主流饮法是点茶：把茶饼炙干、碾碎、罗成极细的茶粉，先在盏中注少量沸水调成膏状（"调膏"），再分次注水，同时以茶筅快速击拂，使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细密洁白的沫（"汤花"）。与唐代煎茶把茶末投入釜中煮不同，点茶是在碗里完成的，也不再加盐——茶第一次被当作只喝茶本身。
徽宗七汤赵佶《大观茶论》把注水击拂分为七次，逐汤描述：第一汤"势不欲猛"，调出茶膏；第二汤"急注急上"，"色泽渐开，珠玑磊落"；第三汤"多置如前"，"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至第七汤"乳雾汹涌，溢盏而起"——一碗茶分七步完成，是宋代点茶最精细的一份记录。
茶筅宋初点茶用茶匙击拂，后改用竹制茶筅，击出的沫更细更匀。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称之为"竺副帅"。今天日本抹茶道使用的茶筅，形制与宋代几乎一致。
候汤水温是点茶成败的关键。蔡襄《茶录》："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唐人煮茶可以看锅里的"蟹眼""鱼眼"判断水温，宋人用汤瓶（执壶）烧水看不见，只能"以声辨之"——听水声判断火候。
茶色尚白宋人品茶以汤色纯白为上，青白次之，灰白、黄白又次之。这一标准直接决定了茶盏的选择：要衬出白色的汤花，盏必须是黑的。
三斗茶、建盏与茶百戏
点茶之技演化出了斗茶：两人或多人各自点茶，比汤色与汤花。标准有二：一看汤色是否纯白，二看汤花"咬盏"——沫饽紧贴盏壁不散——的时间长短，先现水痕者为负，所谓"水脚一线争谁先"。斗茶自建安茶农兴起，很快风靡朝野。为了让白沫看得更清楚，福建建窑烧造的黑釉茶盏成了最受推崇的茶器。
范仲淹《斗茶歌》《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把斗茶写得像一场众目睽睽的比武。
建盏建窑黑釉盏胎厚、保温好、口沿薄，内壁的黑色衬托白沫最为分明。釉面因窑变而产生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斑纹；徽宗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今存三件完整的曜变天目盏皆在日本，被列为国宝。
茶百戏又称分茶。以茶汤表面的沫饽为纸，通过注水手法使之幻化出山水、禽鸟、字形。陶谷《清异录》记沙门福全"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号"生成盏"。茶在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表演。
日本的天目建盏由在浙江天目山修行的日本僧人带回，被称为"天目茶碗"。今天日语中黑釉茶碗统称"天目"，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条从宋到日本的路线。
四茶马、榷茶与茶的经济
茶在宋代不仅是饮品，更是国家财政与边防的一根支柱。国内实行榷茶（专卖），东南茶区设十三山场与六榷货务，统购统销；对边疆则以茶易马——宋朝缺马，而吐蕃、党项等西北民族缺茶。熙宁七年（1074）在成都、秦州设茶马司，专以四川茶换西北马，每年换马可达万匹以上。"茶马互市"在宋代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清代。
榷茶的演变北宋前期行"交引法"：商人向边地交纳粮草，领取交引，到东南山场或京师榷货务兑茶；其后改"贴射法""见钱法"；徽宗政和年间蔡京定"茶引法"，商人买引自向园户购茶。每一次改法，都是朝廷与茶商之间利益的重新划分。
茶马司设于熙宁七年，由成都府路茶场司与秦州买马司合并而成。四川茶严禁运往他处，专供博马。宋代最精良的战马多来自这一渠道——茶直接关系到宋朝有没有骑兵。
茶的普及王安石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宋代茶已是民间日用必需品，茶肆、茶坊遍布城乡，北方辽金也大量从宋输入茶叶，茶成为宋对北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茶书宋代茶书见于著录者二十余种，远超唐代。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茶论》、黄儒《品茶要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宋代是茶书写作的第一个高峰。
五茶东渡——日本茶道的宋代源头
今天日本茶道使用的抹茶、茶筅、天目盏与点茶动作，几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源头。南宋时期，日本僧人荣西两度入宋（1168、1187），在天台山、天童寺学禅，建久二年（1191）归国时带回茶种与点茶法，后撰《吃茶养生记》（1211），开篇即称"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此后，茶与禅一同在日本扎根，经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发展为"侘茶"——宋代的点茶，在中国被明代散茶取代后，在日本活了下来。
荣西日本临济宗开山祖师。他把茶种植于筑前背振山与京都栂尾高山寺；源实朝宿醉，荣西献茶一盏并呈《吃茶养生记》，茶由此进入武士阶层。
径山茶宴杭州余杭径山寺是南宋"五山十刹"之首，寺中以茶待客、以茶参禅的仪式称"茶宴"。南浦绍明于1267年归国，带回径山茶宴的仪轨与茶台子等茶具，被视为日本茶礼的直接来源。
天目与唐物日本茶道早期推崇的茶器几乎都是中国宋元器物，称"唐物"：建盏（天目）、青瓷、茶入、茶罐。千利休之后日本本土茶器才逐渐取代唐物——但宋代器物的地位，在日本一直保持到今天。
失传与回望明太祖罢团茶之后，点茶在中国逐渐失传。二十世纪以后，学者根据《大观茶论》与日本茶道的实际做法，才把宋代点茶部分地复原出来——一种茶艺，要从海外再找回来。
《茶具图赞》十二先生
南宋咸淳五年（1269）审安老人为十二件茶具各授官职、取名字，是宋代点茶器具最完整的图录。
| 官名 | 器物 | 用途 |
|---|---|---|
| 韦鸿胪 | 茶焙（竹笼） | 烘焙茶饼 |
| 木待制 | 茶臼（木槌） | 捣碎茶饼 |
| 金法曹 | 茶碾 | 碾茶成末 |
| 石转运 | 茶磨 | 磨细茶末 |
| 胡员外 | 水杓（葫芦） | 舀水 |
| 罗枢密 | 茶罗 | 筛茶粉 |
| 宗从事 | 茶帚 | 收拢茶末 |
| 漆雕秘阁 | 盏托 | 承托茶盏 |
| 陶宝文 | 茶盏 | 点茶饮茶 |
| 汤提点 | 汤瓶 | 煮水注汤 |
| 竺副帅 | 茶筅 | 击拂出沫 |
| 司职方 | 茶巾 | 清洁 |
宋人把插花与焚香、点茶、挂画并称"四般闲事"——它第一次从节庆与供佛里走出来，成了一件日常的、天天可以做的事。
一"四般闲事"与日常的瓶花
吴自牧《梦粱录》记临安风俗："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这四件事在宋代成了士大夫与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出现了专门替人操办的行当——"四司六局"中的"排办局"就负责挂画、插花与陈设。插花从唐代以牡丹为中心的节庆狂欢，转为书斋案头的日常清供，花材也从富丽的牡丹转向梅、兰、菊、竹、松这些带有人格寓意的植物。
四司六局临安富贵人家办宴席，可以雇用专门的服务机构：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排办局"专掌挂画、插花、扫洒、打渲、拭抹、供过之事"——插花成了一门可以雇人来做的生意。
宋画里的瓶花《听琴图》中一块湖石上置小鼎，插花一枝；李嵩《花篮图》春夏秋冬四幅（传世夏、冬两幅），篮中花卉密而有序；南宋《盥手观花图》中仕女对瓶花而立。宋代插花的样貌，主要靠这些画来还原。
宫廷插花《武林旧事》记南宋宫中赏花，以牡丹为例："以碧笺书牌，谓之“花牌”……又有玉盆、玉瓶插花，各以名品。"宫廷插花追求名品与珍器，与文人的清疏一路并行。
插花与季节宋人插花讲究应时，梅以冬、兰以春、荷以夏、菊以秋，案头之花随四季更换——这种"应时而插"的观念，后来被明代《瓶史》系统化。
二理念花——以花明理
宋代插花最独特的一路，后世称为"理念花"：不以花的美丽为目的，而以花材的品性来寄托理学的道德观念。松柏象征坚贞，梅象征清高，竹象征虚心有节，莲象征出淤泥而不染，一瓶之中常只插一两种花材，枝条疏朗、线条清瘦，追求"清、疏、雅、逸"。这与唐代以牡丹为主的饱满富丽截然不同——花瓶里插的，其实是士大夫的人格理想。
周敦颐《爱莲说》嘉祐八年（1063）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篇短文为三种花定了品格，此后一千年的花卉寓意，基本不出这个框架。
梅的地位宋代是梅的时代。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隐居孤山，"梅妻鹤子"；范成大作《范村梅谱》。梅从此取代牡丹，成为文人最推重的花。
岁寒三友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之说在宋代流行，林景熙《五云梅舍记》已有明确提法。三者同入一瓶或同入一画，是宋代插花与绘画的共同母题。
构图理念花多以一种主材为骨，辅以一二陪衬，讲究"主客"关系；枝条宁疏勿密，宁少勿多，留出大量空白。这与同时代南宋绘画的"边角"构图，是同一种审美。
三簪花、花市与节令
宋代花事的另一面是大众化与节令化。东京、临安都有发达的花市，卖花声是城市清晨的一部分；宫廷宴会上皇帝赐花给百官簪戴，形成了一整套"簪花"礼仪；二月十五（一说二月十二）为花朝节，扑蝶赏花；洛阳每年牡丹盛开时举行"万花会"，士庶倾城而出。花在宋代同时属于书斋、朝廷与市井。
簪花礼《宋史·舆服志》："簪戴。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赐花的种类、数量按官品分等。男子戴花在宋代是朝廷礼仪，不是女子专利。
洛阳牡丹欧阳修景祐元年（1034）作《洛阳牡丹记》，记品种二十四，"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连挑担子的都戴花——这就是宋代的花事规模。
卖花声《东京梦华录》："是月季春，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陆游"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写的正是临安清晨的卖花声。
扑卖宋代盛行"扑卖"，即以掷钱赌博的方式买卖物品，花也在其中。节日里花与果子、玩具一样，可以用"扑"的方式赢回家。
四花器——瓷器的黄金时代图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也是花器第一次从酒器、茶器、礼器中独立出来的时代。汝窑、官窑、龙泉窑的青瓷，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影青），都烧制了大量专门用于插花的瓶：胆瓶、贯耳瓶、琮式瓶、花觚、经瓶（后世称梅瓶）、玉壶春瓶。一瓶配一花，器与花开始讲究"相称"——这是唐代所没有的。
胆瓶长颈、垂腹，形如悬胆，口小而颈长，最宜插单枝。宋人诗中屡见"胆瓶"，如"胆瓶梅一枝"。胆瓶几乎是宋代文人瓶花的标准器。
仿古铜器宋代金石学兴起，《宣和博古图》著录商周铜器八百余件。于是出现了大量仿商周铜器形制的瓷器花器——琮式瓶仿玉琮、贯耳瓶仿铜壶、花觚仿铜觚。插花从此与"复古"趣味结合在一起。
经瓶与梅瓶小口、短颈、丰肩、瘦底的瓶，宋代主要用于盛酒，称"经瓶"；明清以后因"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而称"梅瓶"。同一件器物在不同时代换了用途，也换了名字。
龙泉与汝窑龙泉窑粉青、梅子青釉色如玉，大量外销；汝窑天青釉"雨过天青云破处"，传世不足百件，其中有若干瓶类。宋瓷的釉色本身就是一种美学——素、静、润，与瓶中疏朗的花枝互为表里。
五花谱——世界最早的一批植物专著
宋代文人不仅插花赏花，还为花写书。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之后，刘蒙《菊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王观《扬州芍药谱》、陈思《海棠谱》、赵时庚《金漳兰谱》、王贵学《王氏兰谱》相继出现。南宋陈景沂编《全芳备祖》，收花卉、果树、草木等三百余种，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之一。这些花谱的体例——品种、形态、栽培、典故、诗文——为后世花卉学奠定了基础。
刘蒙《菊谱》崇宁三年（1104）成书，记菊三十五品，按颜色分为黄、白、紫、红等类，逐一描述花形、花期与来源。这是现存最早的菊花专著。
范成大《范村梅谱》记其苏州石湖范村所植梅十二种，书后论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这段话直接定义了此后文人画梅、插梅的审美标准。
兰谱赵时庚《金漳兰谱》（1233）是世界上第一部兰花专著，分品第、灌溉、分析、封植诸篇，记兰品三十余种。兰从此成为"四君子"中有专门学问的一种。
《全芳备祖》前集花部、后集果卉草木农桑蔬药，每种之下分"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把植物学资料与文学资料编在一起。这种"以诗文存物"的体例，本身就是宋代文人知识的典型形态。
宋代花谱
宋代是中国花卉专著的第一个高峰。
| 书名 | 作者 | 年代 | 所记 |
|---|---|---|---|
| 洛阳牡丹记 | 欧阳修 | 1034 | 牡丹二十四品 |
| 扬州芍药谱 | 王观 | 1075 | 芍药三十九品 |
| 菊谱 | 刘蒙 | 1104 | 菊三十五品，现存最早菊谱 |
| 范村梅谱 | 范成大 | 约1186 | 梅十二种，论梅以韵胜格高 |
| 范村菊谱 | 范成大 | 约1186 | 菊三十六种 |
| 金漳兰谱 | 赵时庚 | 1233 | 世界最早的兰花专著 |
| 王氏兰谱 | 王贵学 | 1247 | 兰品五十余种 |
| 海棠谱 | 陈思 | 1259 | 海棠之事实与诗文 |
| 全芳备祖 | 陈景沂 | 约1256 | 花果草木三百余种，最早的植物学辞典之一 |
从唐到宋，衣服像被洗了一遍：颜色变淡，线条变直，领口收紧，袖子变窄。宋代服饰的方向，与整个时代的气质一致——由外放转为内敛。
一褙子与宋代女装
宋代女装最有代表性的是褙子：直领对襟，两襟不系带、不扣合，任其自然下垂；两腋开衩，衣长过膝乃至及踝；袖分宽窄两种。褙子穿在抹胸与短衫之外，下配长裙或裤。与唐代的高腰襦裙、袒领半臂相比，褙子使女性的体态显得修长而收敛。它上至后妃、下至婢女都可以穿，是宋代最通行的女子外衣。
抹胸贴身内衣，以一幅方布遮胸腹，上端系带于颈，两侧系带于背。宋代女子的内衣从唐代的诃子演变而来，在褙子对襟的缝隙间隐约可见，这是宋代女装的一个标志性细节。
百迭裙与旋裙百迭裙以多幅布帛打细褶而成，褶多者可达数十；旋裙则前后开衩，据说始于东京妓女，便于骑驴，后传入士大夫家——宋代的时尚流向常常是自下而上的。
色彩宋代女装以淡雅为尚，浅碧、粉红、藕色、鹅黄、银灰常见，较唐代的石榴红、郁金黄明显转淡。"淡妆"与"素衣"在宋词中被反复赞美。
裤装宋代女子常在裙内穿开裆或合裆的裤，也有外穿于褙子下的"合裆裤"；黄昇墓出土的开裆裤、合裆裤实物，证实了文献中的记载。
二男装：公服、襕衫与展脚幞头
宋代男子的官服称"公服"，曲领大袖，下施横襕，腰束革带，头戴展脚幞头，足着靴。士人未仕者穿"襕衫"，白细布制，圆领大袖，下施横襕——这是读书人的制服。居家常服则有"直裰""道服""鹤氅"，以及司马光等人复古而制的"深衣"。宋代男装整体比唐代宽大，但线条更直、更素，已经没有了胡服的痕迹。
展脚幞头幞头发展到宋代，内衬木骨、外涂漆纱，完全硬化成一顶帽子；两脚向左右平直伸出，长者可达一尺以上。相传此制是为了防止朝臣在殿上交头接耳——此说或为附会，但两脚之长确是宋代幞头的标志。
服色改制宋初沿唐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青；神宗元丰元年（1078）改为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取消了青色。服色与鱼袋制度仍在，"赐紫""赐绯"依旧是荣宠。
襕衫襕衫是士人的标志，白色而有黑边，《宋史·舆服志》："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一个人是不是读书人，看衣服就知道。
深衣与野服司马光按《礼记》复制深衣，居家穿着；朱熹晚年著"野服"见客。理学家用衣服表达对古礼的回归——深衣在宋代成了一种思想姿态。
三奢侈禁令与"服妖"
宋代朝廷屡下服饰禁令，频率之高为历代少见。禁令的对象有三类：一是禁止庶民僭用紫色、金饰与锦绣；二是禁止"销金"（以金箔金线装饰衣物）；三是禁止模仿辽、金等"外族"服饰，称之为"服妖"。禁令的频繁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宋代城市的商业繁荣，使服饰消费一次次冲破了等级制度的边界。
销金之禁真宗、仁宗、徽宗、高宗朝都有禁止销金的诏令，南宋绍兴年间甚至下令焚毁宫中销金服饰以示节俭。但民间的销金铺子始终存在——禁的次数越多，越说明禁不住。
白角冠仁宗朝妇女流行以白角（牛角）制冠，冠高数尺、梳长尺余，皇祐元年（1049）下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过七寸，广毋得逾一尺，梳毋得逾四寸"。一顶帽子劳动皇帝下诏限高，是宋代时尚之盛的一个侧面。
服妖北宋末年东京流行"女真装"、南宋流行"蕃装"，朝廷屡禁并斥为"服妖"，视为亡国之兆。服饰在这里成了政治与民族认同的符号——这一观念在后世不断重演。
庶人之服庶民只许服皂、白；工商、伎术、屠沽、奴仆"不得服紫"。但《东京梦华录》说东京"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职业身份也写在衣服上：香铺人戴帽披背、质库掌事着皂衫角带。
四首饰、妆容与缠足之始
宋代妆容总体比唐代素淡，"薄妆""淡妆"是理想；但首饰反而更精巧。冠饰是女子身份的核心：命妇有花钗冠、凤冠，民间有花冠、团冠、白角冠、"一年景"。另有一件在宋代开始、此后影响近千年的事：缠足。学界一般认为缠足起于五代或北宋宫廷，南宋时在上层妇女中逐渐普及。
一年景陆游《老学庵笔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把四季的花卉与节物集于一冠——陆游说这是"服妖"，此后果有靖康之变。
珍珠妆宋代宫廷流行以珍珠贴于面部额角、眉心、两颊，称"珍珠妆"，南宋皇后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可见此妆。这是唐代花钿在宋代的延续，材料换成了更贵重的珍珠。
缠足南宋末年车若水《脚气集》："妇人缠脚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这是现存最早对缠足提出批评的文字。缠足此后延续到二十世纪，是宋代服饰史中影响最深远、也最沉重的一项。
男子簪花宋代男子亦簪花，朝会、宴饮、节日皆可。《水浒传》中"病关索"杨雄"鬓边爱插翠芙蓉"、"一枝花"蔡庆"生来爱带一枝花"，说的正是宋代风俗。
五实物：黄昇墓与南宋服饰
宋代服饰今天能被准确复原，很大程度上靠几座南宋墓的出土实物。其中最重要的是1975年发掘的福州黄昇墓：墓主黄昇是南宋宗室赵与骏之妻，淳祐三年（1243）下葬，年仅十七。墓中出土服饰及丝织品三百五十四件，袍、褙子、衫、裙、裤、抹胸、香囊一应俱全，且多为罗、绫、绢、纱、绉纱等高级织物，是南宋服饰最大宗、最完整的一批实物。
黄昇墓出土褙子十余件、裙二十余件，印金、彩绘、刺绣装饰并用；衣物上的花卉纹样以牡丹、芙蓉、山茶、菊花为主，写实而细密。有些衣物的墨书题记还注明了用途，如"上衣""夹衣"。
德安周氏墓1988年江西德安发掘，墓主为南宋咸淳年间的周氏，出土服饰三百余件，包括罕见的"背心"与"开裆裤"。与黄昇墓南北呼应，可见南宋服饰的地域一致性。
金坛周瑀墓1975年江苏金坛发掘，墓主为南宋太学生周瑀，出土男装五十余件，包括襕衫、道服、直裰等，是研究南宋男子服饰最完整的一批材料。
宋画作为证据《清明上河图》中八百余人的服饰各不相同，官吏、士人、商贩、脚夫、僧道一目了然；《歌乐图》《女孝经图》《中兴四将图》则分别展示了伎乐、宫廷女性与武将的装束。
宋代服饰名物
读宋词、看宋画时最常碰到的一批。
| 类 | 名物 | 要点 |
|---|---|---|
| 女装 | 褙子 | 直领对襟，两腋开衩，长过膝，宋代最通行的女子外衣 |
| 女装 | 抹胸 | 贴身内衣，自褙子对襟间隐约可见 |
| 女装 | 百迭裙 | 多幅细褶长裙 |
| 女装 | 旋裙 | 前后开衩，便于骑驴，始自东京 |
| 男装 | 公服 | 曲领大袖，下施横襕，官员常服 |
| 男装 | 襕衫 | 白细布、黑缘，读书人的制服 |
| 男装 | 直裰 · 道服 · 鹤氅 | 居家与出游的便服 |
| 首服 | 展脚幞头 | 硬胎漆纱，两脚平伸，长者逾尺 |
| 首服 | 东坡巾 | 高筒方巾，传为苏轼所创，后世文人常戴 |
| 冠饰 | 凤冠 · 花钗冠 | 命妇礼冠 |
| 冠饰 | 白角冠 | 皇祐元年诏令限高 |
| 冠饰 | 一年景 | 四时花卉节物合于一冠 |
| 妆 | 珍珠妆 | 珍珠贴面，宫廷所尚 |
| 实物 | 黄昇墓 | 1975福州，354件，南宋服饰最大宗 |
宋代音乐的重心走出了宫廷：唐代的教坊法曲，到宋代变成了勾栏里的唱赚、诸宫调与杂剧——听众从皇帝换成了付钱的市民。
一词乐——宋词本来是唱的
今天我们把宋词当作文学读，但在宋代它首先是歌曲。词牌就是曲调，词人"倚声填词"，写好了交给歌伎或乐工演唱，听众在酒楼、宴席、勾栏里听的是词，而不是读词。柳永之所以"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正因为他的词是为乐工写的、能唱的。宋代燕乐在唐代二十八调的基础上逐渐缩减，常用的只剩"七宫十二调"。到南宋后期，词乐渐渐失传，词才变成了只能读的文学。
倚声填词先有曲、后有词。每个词牌对应一支曲子，规定了句数、字数、平仄与韵位，词人按曲填字。李清照《词论》要求词"协音律"，批评苏轼等人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意思是不能唱。
柳永与乐工柳永长期流连于东京的歌楼妓馆，"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他为新出的曲调填词，也自创慢词长调。宋词的容量之所以能从小令扩张到百余字，最初是乐工的需要。
姜夔旁谱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有十七首词标注了"俗字谱"旁谱（以工尺谱的前身符号记音高），是今天唯一可靠的宋代词乐乐谱。二十世纪杨荫浏、夏承焘等据此译谱，宋词才第一次重新被唱出来。
张炎《词源》南宋末张炎《词源》上卷论乐律（五音、十二律、宫调、管色、讴曲旨要），下卷论作词。这是宋代唯一一部系统的词乐理论著作——写成时，词乐已经接近失传。
二瓦舍里的音乐：诸宫调、唱赚、鼓子词
宋代城市里出现了面向付费观众的说唱音乐，形式之多前所未有。诸宫调以多种宫调的曲子联缀起来说唱长篇故事；唱赚把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成套曲演唱；鼓子词以同一曲调反复演唱、中间插入说白；此外还有嘌唱、叫果子、陶真、涯词等。这些形式都在瓦舍勾栏中演出，由职业艺人表演，是元曲与后世戏曲音乐的直接源头。
诸宫调北宋熙宁、元祐年间艺人孔三传首创。一个故事中不断更换宫调以避免单调，曲调丰富、篇幅可以很长。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作品，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即由此改编。
唱赚南宋绍兴年间艺人张五牛所创，把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按一定规则连成一套，有引子、过曲、尾声。这种"套数"结构，直接为元曲的北曲套数所继承。
鼓子词以鼓伴奏，用同一词调反复歌唱，中间穿插说白。欧阳修《采桑子》十首咏西湖、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十二首说唱崔莺莺故事，是文人参与说唱文学的例子。
叫果子与吟叫宋代市井小贩叫卖的声腔被艺人加工成表演，称"叫果子"或"吟叫"；《都城纪胜》说其"采合宫商成其词"。城市的声音本身变成了音乐的素材。
三宋杂剧与南戏——中国戏曲的出生
中国戏曲作为一种成熟的舞台艺术，是在宋代诞生的。北宋的"杂剧"已有固定的演出结构与脚色分工：先演"艳段"（开场小段），再演"正杂剧"两段，末以"散段"收场；脚色有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等。北宋末南宋初，浙江温州一带又出现了"南戏"（又称戏文、温州杂剧），以唱为主、兼有念白与科介，篇幅可至数十出——这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
杂剧的脚色末泥为戏头，主张；引戏分付；副净发乔（装傻）、副末打诨（逗笑）；装孤扮官员。副净与副末一呆一乖的对手戏，直接继承自唐代参军戏的"参军"与"苍鹘"——后世戏曲的净、末两行即由此而来。
讽谏宋杂剧"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而多寓讽刺。《桯史》记伶人在宴席上演"二圣环"讽刺秦桧——借戏讽政，是宋杂剧的一个传统，演员有时因此获罪。
南戏起于温州，"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永乐大典》残存的《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三种戏文，其中《张协状元》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剧本。
从宋到元宋杂剧在北方发展为金院本，再到元杂剧；南戏则在元末出现《琵琶记》，明代演变为传奇与昆曲。中国戏曲的南北两大系统，源头都在宋代。
四雅乐的反复改制与大晟府
与瓦舍里的热闹相反，宋代宫廷雅乐一直在反复改制之中。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雅乐律制改动了六次——和岘、李照、阮逸胡瑗、杨杰刘几、范镇、魏汉津各主其事，每次都宣称恢复了古乐的正声，每次都遭到后继者的否定。徽宗崇宁四年（1105）设大晟府，以魏汉津之说定乐律、铸大晟钟，雅乐改制至此达到顶点，也随即与北宋一同终结。
为什么反复改雅乐关乎"正音"，而正音关乎国运。每一位新的主事者都认为前任定的黄钟律高不对，于是重新算尺、重新铸钟——律高之争，本质上是对"古"的不同想象。
宋公戌钟崇宁三年（1104）应天府崇福院出土春秋宋国编钟六枚，徽宗视为祥瑞，大晟钟即仿其形制铸造。这是宋代金石学直接影响礼乐制度的一个例子。
大晟府设大司乐、典乐等官，除掌雅乐外也掌燕乐，并编订新的词调。周邦彦曾提举大晟府，与万俟咏、晁端礼等"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周邦彦的词精于音律，与此有直接关系。
大晟钟的下落靖康之变时大晟钟被金人掳去，此后散落各地。今天北京故宫、辽宁省博物馆、日本等处仍存若干件，钟上铭"大晟"二字。
五古琴与琴学的兴盛
宋代是古琴文化的一个高峰。文人以琴为修身之具，蓄琴、斫琴、弹琴、论琴成为士大夫生活的一部分；宫廷亦收藏名琴，徽宗在宣和殿设"万琴堂"，广收天下名琴。琴学著作大量出现，朱长文《琴史》、成玉磵《琴论》、崔遵度《琴笺》等；南宋浙派琴家郭沔（楚望）作《潇湘水云》，把家国之思写进了琴曲。
朱长文《琴史》元丰七年（1084）成书，六卷，为历代一百五十余位琴人立传，并论琴的制度、音律与意趣。这是中国第一部琴史专著。
宋琴宋代斫琴工艺成熟，出现了官琴局专门制琴。宋琴多仲尼式、蕉叶式，断纹以蛇腹断为主。今存宋琴有"万壑松""海月清辉"等，是博物馆中的一级文物。
浙派南宋郭沔、刘志方、毛敏仲、徐天民等以临安为中心形成"浙派"，琴风清微淡远。郭沔《潇湘水云》因望九嶷山为云水所蔽而作，寄寓对故国的怀念，至今仍是琴家的重要曲目。
士大夫与琴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他自己一老翁。琴在这里是士大夫身份的一件标配，与书、棋、酒并列。
宋代说唱与戏剧形式
宋代是中国表演艺术形式最繁多的时代之一。
| 形式 | 特点 | 代表 |
|---|---|---|
| 诸宫调 | 多种宫调曲子联缀，说唱长篇 | 孔三传首创；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金） |
| 唱赚 | 同一宫调曲牌连成套数 | 张五牛创于南宋绍兴年间 |
| 鼓子词 | 同一曲调反复歌唱，间以说白 | 赵令畤《商调蝶恋花》 |
| 嘌唱 | 以令曲小词加以装饰性唱腔 | 瓦舍中常见 |
| 叫果子 | 模仿市井叫卖之声 | "采合宫商成其词" |
| 陶真 · 涯词 | 以琵琶等伴奏的说唱 | 多演历史故事 |
| 宋杂剧 | 艳段、正杂剧、散段三段结构 | "二圣环"讽秦桧 |
| 南戏（戏文） | 以唱为主，兼念白科介，可至数十出 | 《张协状元》 |
| 傀儡戏 | 悬丝、杖头、药发、水傀儡、肉傀儡 | 东京瓦舍常演 |
| 影戏 | 以纸或皮刻影人，灯下表演 | 皮影戏的前身 |
宋代民俗最大的变化，是有了"市民"——一群不靠种地、不靠做官、靠城市活着的人，以及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娱乐、节日与吃食。
一瓦舍勾栏——城市里的职业娱乐
宋代城市出现了专门的娱乐区，称"瓦舍"（又称瓦子、瓦肆）。瓦舍之内设若干"勾栏"——以栏杆围起的演出场所，观众买票入场，艺人以此为业，天天演出。《东京梦华录》记东京东角楼一带有桑家瓦子、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最大的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象棚"可容数千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中国第一次有了日常的、商业化的大众娱乐。
"瓦"的含义吴自牧《梦粱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人聚人散如瓦片。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性质：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谁都可以来的地方。
瓦舍里有什么说话、杂剧、傀儡戏、影戏、杂技（上竿、跳索、倒立）、相扑、说浑话、学乡谈（模仿方言）、弄虫蚁（驯兽）……此外还有卖药、卖卦、喝故衣（卖旧衣）、剃头、剪纸，"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临安的瓦子南宋临安有瓦子二十余处，北瓦最大，内有勾栏十三座。《武林旧事》专列"瓦子勾栏"一节，瓦舍在南宋比北宋更加普及，乡镇也出现了小型瓦子。
艺人瓦舍艺人多有名号，《武林旧事》记"诸色伎艺人"五十余类、五百余人，如说史书的乔万卷、说经的长啸和尚、演杂剧的王喜等。宋代是中国第一个留下大批职业艺人姓名的时代。
二说话四家与话本
宋代瓦舍中最受欢迎的表演之一是"说话"，即讲故事。说话分为四家：小说（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短篇故事）、说经（演说佛书）、讲史（讲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合生（即兴吟诗对答或说诨话）——各家分类说法略有不同。说话人的底本称"话本"，是中国白话小说的源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明代长篇小说，都能在宋代说话中找到前身。
讲史《东京梦华录》记霍四究"说三分"（三国故事）、尹常卖"五代史"。苏轼《东坡志林》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尊刘贬曹的倾向，在北宋的说书场里已经形成。
小说小说一家最受欢迎，"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话本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后经明人整理收入"三言"。
说经演说佛经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即为说经话本，已有猴行者形象——这是《西游记》孙悟空最早的文本来源。
《大宋宣和遗事》宋元之际成书的讲史话本，其中已有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是《水浒传》的重要来源之一。从说书场到长篇小说，中间隔着二三百年。
三岁时节令的市井化
宋代节日的最大特点，是从家族与宫廷的仪式变成了全城的消费活动。元宵张灯由唐代的三夜增为五夜，七夕的主角变成了一种叫"磨喝乐"的泥娃娃，中秋在宋代正式定型，腊八粥在宋代普及，清明、端午、重阳各有专门上市的节令商品。《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几乎把每一个节日都写成了一份购物清单。
元宵五夜乾德五年（967）太祖诏增十七、十八两夜，元宵由唐代的三夜变为五夜。东京宣德楼前搭起"山棚"，灯火高数十丈，"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皇帝登楼与民同乐——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写的是南宋临安的元宵。
磨喝乐七夕前数日，东京潘楼街、州西梁门外等处卖一种泥塑小儿偶人，称"磨喝乐"（源自梵语），"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七夕从女子乞巧的节日，变成了全城的玩具市集。
中秋宋代中秋正式成为全民节日，"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武林旧事》，但还不是中秋专属。
除夕禁中与民间皆有"驱傩"，以数百人扮鬼神逐疫；百姓"祭灶、贴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守岁"。今天春节的大部分习俗，在宋代已经齐备。
四饮食——正店、脚店与三餐
宋代饮食业的繁荣是城市化最直接的标志。东京有大型酒楼"正店"七十二户，可自行酿酒；其余零售酒店称"脚店"，不计其数；另有分茶店、面食店、素食店、川饭店、南食店，分工之细前所未有。一日三餐在宋代城市里成为常态，早市与夜市使饮食几乎全天供应。宋人还发明了一种新的烹饪方法——炒，今天中餐最常见的做法，是在宋代普及开的。
樊楼又名丰乐楼，东京七十二正店之首。"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据说在楼上可以俯瞰宫中。宣和年间重修后，初开数日，"先到者赏金旗"。
南食与川饭东京有专门的"南食店"（南方菜）与"川饭店"（四川菜），南宋临安则反过来有"北食"。地方菜系作为独立的餐饮类别出现，是宋代的事。
炒唐代以前烹饪以蒸、煮、烤、炙为主，铁锅与植物油的普及使"炒"在宋代流行开来。《梦粱录》所记菜名中已有大量"炒"字：炒鸡蕈、炒蟹、炒羊……
饮子与冷饮夏日街头卖"饮子"（汤饮）、"冰雪"（冰镇饮品），如"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绿豆水"。宋代已有藏冰与售冰的行业，冷饮在夏天是一门大生意。
五居养院、漏泽园与"社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系统社会救济制度的王朝。徽宗崇宁年间，朝廷在全国设立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安济坊（医治贫病）、漏泽园（安葬无主尸骸），三者合成一套从生到死的救济体系。民间则有各种结社：有为宗教活动的，有为娱乐的，有为互助的。"社会"一词，在宋代文献里就是指这些民间结社的集会。
居养院与安济坊居养院收养无依之人，按日给米给钱，冬季加给柴炭；安济坊聘医官为贫病者诊治，并有病历记录（"历"）与医疗考核。南宋又设慈幼局收养弃婴——这些机构在世界范围内都属早出。
漏泽园由官府出地，收葬无主尸骸与贫不能葬者，每具尸骸立砖志记其姓名、籍贯、死因。河南三门峡发掘的北宋陕州漏泽园，墓葬八百余座，出土大量砖志，一块一块记下了那些无名者的最后信息。
"社会"《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列临安诸社：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这是"社会"一词在汉语中较早的用例之一，指的是同好者的结社集会。
齐云社蹴鞠的专业组织，有社规、有比赛、有等级。高俅以蹴鞠得宠于徽宗的故事虽是小说家言，但宋代蹴鞠之盛确是事实——它是宋代城市里最受欢迎的运动。
宋代节令一览
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
| 节令 | 主要活动 | 节令物 |
|---|---|---|
| 元旦 | 朝会、拜年、关扑（赌博）三日 | 屠苏酒、春盘 |
| 立春 | 鞭春（打春牛） | 春幡、春胜、春饼 |
| 元宵 | 五夜张灯，山棚、灯市、舞队 | 灯球、蛾儿、雪柳（头饰） |
| 寒食 · 清明 | 上坟、踏青、蹴鞠、秋千 | 子推燕（枣糕）、青团 |
| 浴佛节（四月初八） | 寺院浴佛、放生 | 浴佛水 |
| 端午 | 挂艾、悬符、竞渡 | 粽子、菖蒲、百索 |
| 七夕 | 乞巧、拜月 | 磨喝乐、巧果、种生 |
| 中元 | 祭祖、盂兰盆 | 盂兰盆、冥器 |
| 中秋 | 玩月、登楼、饮酒 | 新酒、月饼（始见） |
| 重阳 | 登高、赏菊 | 菊花酒、重阳糕 |
| 冬至 | "冬至大如年"，朝贺、祭祖 | 馄饨 |
| 腊八 | 寺院施粥 | 腊八粥 |
| 除夕 | 驱傩、祭灶、守岁 | 门神、钟馗、桃符、爆竹 |
宋代的诗与词分了工：诗说理，词言情。于是宋诗越写越像文章，宋词越写越像心事——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宋人。
一宋诗的另辟蹊径
唐诗的高峰太高，宋人很早就意识到不能照着写。北宋中期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开始自觉地寻找另一条路：以文为诗（用散文的句法写诗）、以议论为诗（在诗中说理）、以才学为诗（大量用典与炼字）。这条路的成果是"理趣"——在日常景物中说出道理，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皆是。南宋严羽批评这种写法"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恰好把宋诗的三个特征都点了出来。
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主张"平淡"，把琐细的日常生活写进诗里。欧阳修推他为宋诗的开山，称"宛陵先生"。
欧阳修主持诗文革新，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与"西昆体"；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黜落怪僻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宋代文学的格局由这一榜奠定。
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诗风转为精工含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据洪迈《容斋续笔》记改了十余次才定——宋人炼字的典型故事。
苏轼存诗两千七百余首，题材无所不包，议论、写景、说理、谐谑兼而有之。《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惠崇春江晚景》，把理趣写得轻快自然，是宋诗最好的样子。
二江西诗派与"点铁成金"
北宋后期，黄庭坚成为诗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主张学诗要从杜甫入手，讲究句法、用典、炼字，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方法：把前人的诗句或诗意拿来改造成自己的。一大批诗人追随他，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江西诗派"由此得名。元代方回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名称、宗主与理论的诗派。
点铁成金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意思是用前人的字句，经过锻造变成自己的——这是宋人面对唐诗高峰时的一种策略。
夺胎换骨惠洪《冷斋夜话》引黄庭坚语："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换骨是意思不变、换一种说法；夺胎是借前人之意、另作发挥。
陈师道与陈与义陈师道"闭门觅句"，苦吟成癖，诗风瘦硬；陈与义经历靖康之变，诗风转为沉郁，"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已是词作名篇。
流弊江西诗派后学专在字句上用功，流于生涩晦僻，南宋杨万里、陆游都从江西入手、又从江西走出。严羽《沧浪诗话》对其批评最烈。
三词的两次抬升：柳永与苏轼
词在晚唐五代还是"樽前花间"的小道，宋代经历了两次关键的抬升。第一次是柳永：他大量创制慢词长调，把词的篇幅从几十字扩展到百余字，并以铺叙手法写羁旅行役、都市繁华与市井男女，使词有了叙事与写景的容量。第二次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把怀古、说理、悼亡、田园、边塞一并写入，"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词从此可以写一切诗能写的东西。
柳永"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雨霖铃》写离别，《望海潮》写杭州，《八声甘州》写羁旅，"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苏轼亦称"不减唐人高处"。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国第一首悼亡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豪放词的开端）。胡寅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
两人的对照俞文豹《吹剑续录》："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一个故事定下了"婉约"与"豪放"两派的形象。
李清照的反对李清照《词论》逐一批评柳永"词语尘下"、苏轼"句读不葺之诗"，主张词"别是一家"，须协音律、重情致。词在被抬升的同时，也有人坚持它不能变成诗。
四南宋词：辛弃疾与姜夔
南宋词分出了两条主线。一条以辛弃疾为代表，把家国之痛、英雄失路写进词中，"以文为词"，经史子集皆可入词，气象雄阔；另一条以姜夔为代表，精通音律、自度新曲，词风清空骚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其后吴文英密丽、张炎清空、王沂孙咏物，词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远离歌唱与现实。宋亡之后，词作为一种活的音乐文学便走到了尽头。
辛弃疾存词六百二十九首，为宋人之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典，气脉不断；《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青玉案·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豪放与婉约兼擅。
姜夔布衣终身，依附范成大、张鉴等人。自度曲《扬州慢》写战后扬州"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暗香》《疏影》咏梅寄托身世——他的旁谱让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宋词的一点声音。
吴文英与张炎吴文英（梦窗）词密丽晦涩，"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语）；张炎亲历宋亡，词多身世之悲，著《词源》总结宋词的格律与作法。
遗民词宋亡后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借咏物（蝉、莼、白莲、龙涎香）寄托故国之思，集为《乐府补题》。词在最后，变成了一种只有同道才能读懂的暗语。
五南宋诗：中兴四大家与江湖诗派
南宋诗坛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为"中兴四大家"。陆游存诗九千三百余首，是中国古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之一，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念；杨万里创"诚斋体"，以口语写活泼的自然情趣；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是田园诗的集大成。南宋后期，临安书商陈起刻印中下层诗人的诗集，合称《江湖集》，"江湖诗派"由此得名——一个诗派由一个书商命名，这本身就是宋代印刷与商业的产物。
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临终《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也写了大量闲适的日常生活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杨万里早年学江西诗派，后"尽焚其诗"，转向直接观察自然。"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诚斋体的好处是新鲜，像随手拍下的一个瞬间。
范成大出使金国，作使金绝句七十二首记沿途见闻，"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晚年退居石湖，作《四时田园杂兴》，把农事与节令写得细致入微。
江湖诗派与永嘉四灵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学晚唐贾岛、姚合，诗风清瘦；江湖诗人多为布衣、游士，以诗干谒谋生。陈起因刻《江湖集》中有讥讽时政之句而获罪劈版，史称"江湖诗祸"。
六诗话——宋人的文学批评
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诗话。它以随笔的形式记诗人轶事、评诗句优劣、谈作诗方法，短小灵活，信手拈来。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作《六一诗话》，被视为诗话之祖；此后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相继出现，至严羽《沧浪诗话》而形成系统的诗歌理论。宋代诗话有一百余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繁荣的一段。
《六一诗话》欧阳修晚年退居汝阴时所作，二十八则，自称"集以资闲谈"，记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诗事。"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即出于欧阳修（见《梅圣俞诗集序》）。
《沧浪诗话》严羽著，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主张"以禅喻诗"，"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直接反对江西诗派，推尊盛唐。
诗话的用处宋人读诗、写诗、评诗，都离不开诗话。许多唐宋诗人的轶事与名句的来历，全靠诗话保存下来；"推敲""一字师"一类的故事，大多出自诗话。
词话诗话之外还出现了词话：王灼《碧鸡漫志》论词的源流与词调，张炎《词源》论词的音律与作法，杨湜《古今词话》记词人轶事。对词的系统性讨论，是在宋代开始的。
宋代诗派与词派一览
按时间先后。
| 派别 | 代表人物 | 主张与风格 |
|---|---|---|
| 西昆体 | 杨亿、刘筠、钱惟演 | 学李商隐，辞藻华丽，宋初馆阁诗风 |
| 诗文革新 |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 | 反西昆，尚平淡，以文为诗 |
| 苏门 | 苏轼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 "苏门四学士"，诗文词兼擅 |
| 江西诗派 | 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 学杜，点铁成金，重句法用典 |
| 中兴四大家 |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 由江西入而出，各成面目 |
| 永嘉四灵 | 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 | 学晚唐贾岛姚合，清瘦 |
| 江湖诗派 | 戴复古、刘克庄等 | 布衣游士之诗，因陈起刻《江湖集》得名 |
| 花间余绪 | 晏殊、晏几道、欧阳修 | 小令，婉约雅正 |
| 柳永一路 | 柳永 | 慢词长调，市井铺叙 |
| 豪放 | 苏轼、辛弃疾、陈亮、刘过 | 以诗为词、以文为词 |
| 格律（婉约） | 周邦彦、李清照 | 协音律，重情致，"词别是一家" |
| 骚雅 | 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 | 清空骚雅，精于音律，咏物寄托 |
通查
跨门类的几张表：南北两宋对照、官职、人物谱、地名与年号。表格可筛选，双击一行复制整行。
北宋 · 南宋对照
同一个王朝，前后两半几乎是两个国家。
| 北宋 960—1127 | 南宋 1127—1279 | |
|---|---|---|
| 都城 | 东京开封，四水贯都，无险可守 | 临安（行在），依山面湖，宫南市北 |
| 疆域 | 北至白沟（宋辽界），西北与西夏相接 | 北至淮河—大散关，约为北宋的五分之三 |
| 外患 | 辽、西夏；以岁币维持和平 | 金、后期蒙古；称臣纳贡，终亡于元 |
| 经济重心 | 汴河漕运把江淮财赋北运 | 重心彻底南移，"苏湖熟，天下足"；海外贸易大盛 |
| 政治主题 | 防武人、防权臣；变法与党争 | 主战与主和；权相迭出（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 |
| 思想 | 北宋五子，理学奠基 | 朱熹集大成，心学并起 |
| 文学 | 诗文革新；柳永、苏轼、周邦彦 | 辛弃疾、姜夔；陆游、杨万里；江湖诗派 |
| 艺术 | 画院极盛，李成、范宽、郭熙、张择端 | 刘李马夏，边角构图；禅画 |
| 城市 | 东京：坊墙倒塌，瓦舍兴起 | 临安：瓦子二十余处，更加商业化 |
宋代官职速查
读宋人传记与题跋时最常碰到的一批官名。
| 官名 | 属于 | 实际做什么 |
|---|---|---|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 差遣 | 宰相，简称"同平章事" |
| 参知政事 | 差遣 | 副宰相 |
| 枢密使 · 知枢密院事 | 差遣 | 主掌军政，与宰相并称"二府" |
| 三司使 | 差遣 | 主管财政，号"计相"（元丰改制后罢） |
| 翰林学士 · 知制诰 | 职 / 差遣 | 起草诏令，号"内制""外制"，宰执的储备位置 |
| 龙图阁学士 | 职 | 授予文臣的清要荣衔，包拯"包龙图"即由此而来 |
| 知州 · 知府 | 差遣 | 一州（府）的长官，"知"是临时差遣之意 |
| 通判 | 差遣 | 州的副长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号"监州" |
| 转运使 | 差遣 | 一路的财赋长官，兼察吏治，号"漕司" |
| 提点刑狱 | 差遣 | 一路的司法监察，号"宪司" |
| 安抚使 | 差遣 | 一路的军事长官，号"帅司" |
| 团练副使 | 官（虚衔） | 贬官安置所授，不得签书公事——苏轼谪黄州即此 |
| 签书判官厅公事 | 差遣 | 州府的幕职官，苏轼初仕凤翔即任此职 |
| 提举某某宫观 | 祠禄官 | 给退闲或失势官员的虚职，领俸而不任事 |
宋代人物谱
按行当排，方便横向找人。宋人比唐人更难归类——同一个人常常身兼政治家、学者、诗人与书画家。
| 行当 | 人物 | 要点 |
|---|---|---|
| 帝王 | 赵匡胤 | 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定下重文抑武的国策 |
| 帝王 | 赵佶（徽宗） | 瘦金体、《瑞鹤图》、《大观茶论》、设画学；靖康之变被掳北去 |
| 帝王 | 赵构（高宗） | 南宋开国，绍兴和议；书法亦精 |
| 政治 | 寇准 | 力主真宗亲征，促成澶渊之盟 |
| 政治 | 范仲淹 | 庆历新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创范氏义庄 |
| 政治 | 王安石 | 熙宁变法；亦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
| 政治 | 司马光 | 旧党领袖；主持编纂《资治通鉴》 |
| 政治 | 包拯 | 以刚正闻名，知开封府；后世公案文学的原型 |
| 军事 | 岳飞 | 郾城、颍昌大捷；以"莫须有"罪名被害 |
| 军事 | 文天祥 | 宋末抗元，兵败被俘不屈，《正气歌》《过零丁洋》 |
| 思想 | 周敦颐 · 张载 · 二程 | 北宋五子，理学奠基 |
| 思想 | 朱熹 | 理学集大成，《四书章句集注》，科举标准教材近六百年 |
| 思想 | 陆九渊 | 心学开创者，"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
| 文 | 欧阳修 | 诗文革新领袖，《六一诗话》，主持嘉祐二年贡举取苏轼兄弟 |
| 文 | 苏轼 | 诗、词、文、书、画五绝；以诗为词 |
| 诗 | 陆游 | 存诗九千三百余首，南宋诗坛之冠 |
| 诗 | 黄庭坚 | 江西诗派宗主，"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
| 词 | 柳永 | 大量创制慢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
| 词 | 李清照 | 《词论》"词别是一家"；易安体 |
| 词 | 辛弃疾 | 存词六百二十九首，以文为词 |
| 词 | 姜夔 | 自度曲，留下唯一可靠的宋代词乐旁谱 |
| 书 | 米芾 | "刷字"，书画鉴定家，《蜀素帖》 |
| 画 | 郭熙 | "三远法"，《早春图》《林泉高致》 |
| 画 | 张择端 | 《清明上河图》 |
| 画 | 马远 · 夏圭 | "马一角""夏半边"，南宋院体 |
| 茶 | 蔡襄 | 《茶录》，小龙团 |
| 科技 | 沈括 | 《梦溪笔谈》，记活字、指南针、石油、北极星偏离 |
| 科技 | 苏颂 | 水运仪象台，《新仪象法要》 |
| 科技 | 毕昇 | 泥活字印刷术 |
| 史 | 司马光 · 郑樵 · 袁枢 | 《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 |
| 宗教 | 大慧宗杲 | 临济宗杨岐派，倡"看话禅" |
东京 · 临安地名速查
读《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时最常碰到的地方。
| 地名 | 所在 | 与什么有关 |
|---|---|---|
| 御街 | 东京 | 宣德门至南薰门的中轴大街，两侧御廊许市人买卖 |
| 州桥（天汉桥） | 东京 | 御街跨汴河之桥，桥南北皆夜市，"州桥明月"为汴京八景之一 |
| 大相国寺 | 东京 | 北宋第一大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是东京最大的集市 |
| 马行街 | 东京 | 夜市最盛之处，"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 |
| 潘楼街 · 东角楼 | 东京 | 桑家瓦子所在，大小勾栏五十余座 |
| 樊楼（丰乐楼） | 东京 | 七十二正店之首，"三层相高，五楼相向" |
| 虹桥 | 东京东水门外 | 汴河上的木拱桥，《清明上河图》中心场景 |
| 金明池 | 东京西郊 | 皇家水军演习与水戏争标之所，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许士庶游赏 |
| 御街（天街） | 临安 | 和宁门北至朝天门一带，南宋最繁华的商业街 |
| 清河坊 | 临安 | 店铺林立，至今杭州仍存"河坊街"之名 |
| 北瓦 | 临安 | 临安最大的瓦子，勾栏十三座 |
| 德寿宫 | 临安 | 高宗退位后所居，宫内仿西湖叠石造园 |
| 西湖 | 临安 | 南宋时已有"西湖十景"之名，是全城的公共园林 |
| 灵隐寺 · 径山寺 | 临安及周边 | 禅宗名刹，径山茶宴东传日本 |
年号速查
宋人纪年用年号，一个皇帝常改元多次。
| 年号 | 起讫 | 在位 | 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
|---|---|---|---|
| 建隆 | 960—963 | 太祖 | 开国，杯酒释兵权 |
| 开宝 | 968—976 | 太祖 | 殿试定制，平南唐 |
| 太平兴国 | 976—984 | 太宗 | 灭北汉；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 |
| 淳化 | 990—994 | 太宗 | 刻《淳化阁帖》；殿试糊名 |
| 景德 | 1004—1007 | 真宗 | 澶渊之盟；景德镇得名 |
| 天圣 | 1023—1032 | 仁宗 | 官交子发行 |
| 庆历 | 1041—1048 | 仁宗 | 庆历新政；毕昇活字；宋夏议和 |
| 皇祐 | 1049—1054 | 仁宗 | 范氏义庄（1050） |
| 嘉祐 | 1056—1063 | 仁宗 | 欧阳修知贡举，苏轼苏辙、曾巩同榜 |
| 熙宁 | 1068—1077 | 神宗 | 王安石变法 |
| 元丰 | 1078—1085 | 神宗 | 元丰改制；乌台诗案；《资治通鉴》成 |
| 元祐 | 1086—1094 | 哲宗 | 旧党执政，尽废新法；水运仪象台 |
| 崇宁 | 1102—1106 | 徽宗 | 元祐党人碑；设画学书学 |
| 宣和 | 1119—1125 | 徽宗 | 《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海上之盟 |
| 靖康 | 1126—1127 | 钦宗 | 东京陷落，北宋亡 |
| 建炎 | 1127—1130 | 高宗 | 南渡 |
| 绍兴 | 1131—1162 | 高宗 | 定都临安；绍兴和议；岳飞之死 |
| 淳熙 | 1174—1189 | 孝宗 | 鹅湖之会；南宋最安定的一段 |
| 庆元 | 1195—1200 | 宁宗 | 庆元党禁 |
| 德祐 | 1275—1276 | 恭帝 | 临安投降 |
| 祥兴 | 1278—1279 | 赵昺 | 崖山海战，宋亡 |
唐宋之变
同是十个门类，从唐到宋几乎每一门都换了一副面目。这张表与唐页对读。
诗里的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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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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