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1644—1911 · 二百六十八年
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古典文化收束成"传统"的一段：考据学重整了全部典籍，京剧与《红楼梦》定型，碑学翻转了书法的审美，而在它的末尾，这一切被迫与一个全新的世界相撞。
清代常被两种叙述夹在中间：一种说它是文化的总结与集大成，一种说它是僵化与封闭的开始。两种说法都有依据。一方面，四库馆臣把历代典籍整理了一遍，乾嘉学者把每一个字的来历考了一遍，京剧、工夫茶、盆景、篆刻、《红楼梦》都在这两百多年里定型；另一方面，文字狱与八股把思想的空间压得极窄，一口通商与天朝心态使它对外部的变化反应迟钝。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同时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满、蒙、藏、回、汉在同一套制度下被分别治理，它留下的疆域与人口格局，直接构成了此后中国的底盘。下面先看它的骨架，再看这十卷在清代各自走到了哪里。
这些不是国学的门类，但十个门类都长在上面
城、制度、钱粮与社会。清代的每一门技艺，往前追一步几乎都会撞上这四块中的某一块——所以先把它们摊开，后面读十卷时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
京师、行宫与陪都
一座分成两半的北京，加上西郊的园林与塞外的避暑山庄——清代的政治空间不止一处。 共 3 条。
一满汉分城：一座城的两半
顺治五年（1648）下令内城的汉族官民迁往外城，内城专供八旗居住。于是北京被分成两半：内城是旗人的城，按方位驻防、有自己的官学、旗仓与衙门；外城（南城）是汉人的城，会馆、书肆、戏园、庙市、酒楼都在这里。这条界线维持了二百多年，塑造了清代北京全部的文化地理。
八旗方位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红旗居西、两蓝旗居南，按五行方位排定。今天北京的许多地名——正白旗、蓝旗营、镶红旗——都是这套驻防制度留下的。
南城的文化汉族士人住在外城，于是宣南（宣武门以南）成了清代的文人区：各省会馆林立，士子赴考、官员候补都住在这里，琉璃厂的书肆就在旁边，"宣南诗社"一类的文人集会也在这里。
琉璃厂原为明代烧琉璃瓦的窑厂，清代因临近会馆而形成书市。四库馆开馆期间，馆臣每日散值后到厂肆访书，书商专为他们搜求旧本——一条街支持了一部大书。
旗人的生活旗人不得经商务农，由国家发给钱粮（"铁杆庄稼"），专事当差与习武。中期以后人口繁衍、粮饷不足，旗人生计成了长期难题，却也养出了一批玩票、听戏、养鸟、写子弟书的闲人。
二三山五园与避暑山庄
清代皇帝多数时间不住紫禁城。康熙建畅春园，雍正扩建圆明园，乾隆又修清漪园（今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合称"三山五园"，皇帝在这里理政、居住、接见大臣，称"园居理政"。塞外还有承德避暑山庄，每年夏秋在此接见蒙藏王公、举行木兰秋狝。一个王朝有好几个政治中心，这是清代与前代最不同的地方之一。
圆明园康熙赐给皇四子的园子，雍正即位后大加扩建，乾隆又建长春园与绮春园。园中既有江南名园的仿建（如安澜园、狮子林），也有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与大水法。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
清漪园与颐和园乾隆为庆太后寿辰而建，以昆明湖、万寿山为骨架，仿杭州西湖的堤岛格局。1860年被焚，光绪年间以海军经费重建，改名颐和园。
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二年（1703）始建，山庄内仿江南诸景，外围建"外八庙"，形制仿西藏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等。用建筑表达"一统"，是清代边疆政策的一部分。
木兰围场每年秋季皇帝率八旗与蒙古王公在此行围。它既是练兵，也是与蒙古诸部维持关系的政治仪式。嘉庆以后渐废，清代的武功也随之衰落。
三城市与市民生活
清代的城市生活比明代更加成熟：北京有戏园与茶馆，扬州有盐商的园林与堂会，苏州有书场与年画，广州有十三行与外销工艺，汉口、佛山、景德镇、朱仙镇并称四大名镇。会馆遍布各大城市，把同乡与同业组织起来。
戏园清代北京的戏园集中在前门外，观众买票入座、边喝茶边听戏，捧角、堂会、票友构成了一整套围绕戏曲的社会生活。
茶馆成都的茶馆是议事、调解、娱乐的公共空间；北京的茶馆兼营书场；广州的茶楼与点心并行。茶馆是中国最普遍的市民公共空间。
会馆按省、府、县或行业组织，提供住宿、祭祀、互助与仲裁，也是同乡士人的活动中心。北京的会馆在清末成为新思想传播的据点。
年画与版画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河南朱仙镇的年画产量极大，题材从门神、灶王到戏出、时事。它是普通人家一年一换的图像世界。
八旗、军机处与多民族帝国
满汉复职与八旗特权、军机处与密折、文字狱、理藩院与边疆治理。 共 4 条。
一八旗与满汉复职
八旗既是军事组织，也是户籍与社会制度：旗人世代为兵，由国家供养，在法律、科举、任官上都有单独的通道。与此同时，清朝又必须依靠汉人官僚统治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帝国，于是设计出"满汉复职"：六部尚书、侍郎满汉各一，重要衙门都是两套人马。这种双轨制是清代政治最基本的结构。
旗与民旗人与民人分别管理：旗人犯罪由内务府或八旗都统衙门处置，旗民不通婚（长期禁令），旗人不得离开驻地经商务农。一个帝国里有两种身份的人。
八旗驻防除京师外，在西安、江宁、荆州、广州、成都等要地设驻防八旗，筑"满城"与当地城市分开。今天不少城市还留有"满城"的地名。
汉军与包衣汉军八旗是入关前归附的汉人及其后裔；包衣是皇室与王公的家仆，虽身份低而多任要职（如三织造）。曹雪芹的家族就是内务府正白旗包衣。
衰落中期以后八旗生计困难、武备废弛。平定太平天国主要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汉人团练，权力重心自此向汉族督抚转移，清朝的统治结构被改写。
二军机处与密折
雍正七年（1729）因西北用兵而设军机房，后定名军机处。军机大臣每日入值，跪受皇帝口授，当场草拟谕旨，直接寄发地方，称"廷寄"，绕开了内阁与六部的层层转呈。与之配套的是密折制度：够资格的官员可以直接向皇帝密奏，皇帝亲笔批答。中枢决策由此变成皇帝与少数人之间的事。
无定制军机处没有正式的官署品级、没有属官定额，大臣都是兼差。正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式衙门，它才能完全依附于皇帝——这是制度设计上的刻意为之。
密折官员用特制的匣子上奏，钥匙只有皇帝与本人有。雍正朱批动辄数百字，臣工的私事、地方的雨水粮价、同僚的言行都在其中。今天的《雍正朱批谕旨》是研究清代政治最生动的材料。
效率与代价军机处使政令传递极快，也使决策完全依赖皇帝个人的能力与勤勉。康雍乾三代勤政，制度运转良好；此后的皇帝一旦平庸，整个系统就没有替代的中枢。
宦官被压制清代吸取明代教训，严格限制宦官：不得干政、品级低、由内务府管辖。终清一代没有出现明代那样的宦官专权。
三文字狱与《四库全书》
清代对思想的控制远严于明代。康熙朝的《明史》案、雍正朝的曾静、吕留良案、乾隆朝数十起因诗文字句获罪的案件，动辄戮尸、族诛。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同时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图书审查：凡有"违碍"字句的书或全毁、或抽毁、或改字。修书与禁书，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规模四库馆开馆十年，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抄成七部，分藏文渊、文溯、文源、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同时被列入全毁、抽毁书目的有三千余种。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为一万余种书写提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目录学著作，至今仍是治学的入门工具。
学术的转向在这样的气氛里，学者纷纷避开义理与时政，转向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金石——乾嘉考据学的极盛，与文网的严密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七阁的命运文源阁本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文宗、文汇二阁本毁于太平天国，文澜阁本半毁后由丁氏兄弟抄配补全。一部书的聚散，正好是清代后半段历史的缩影。
四理藩院与多民族帝国
清朝不是一个单纯的汉地王朝。它对不同地区用不同办法治理：内地行省制、蒙古盟旗制、西藏由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体系共治、新疆先设伊犁将军后改行省、西南改土归流。管理这些地区的中枢机构是理藩院，地位与六部相当。今天中国的疆域轮廓，基本形成于这一时期。
盟旗制把蒙古各部编为旗，若干旗合为盟，札萨克（旗长）由贵族世袭而受朝廷册封，不得越界游牧。草原的流动性被固定下来。
藏事顺治接见五世达赖，康熙、乾隆先后册封达赖与班禅；1793年颁《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立驻藏大臣与金瓶掣签之制。避暑山庄的外八庙，正是这套关系的建筑表达。
多语文清代的诏令、碑刻常用满、汉、蒙、藏、回鹘式文字并列书写，承德普宁寺碑、北京的各处御碑都可以看到。满文档案数以百万件计，是研究清史不可替代的材料。
改土归流雍正朝在西南大规模以流官取代世袭土司，加强了中央控制，也引发了持续的冲突。这一进程到清末仍未完全结束。
人口、白银与通商
摊丁入亩与人口爆炸、一口通商与十三行、商帮票号、外销瓷与茶叶。 共 4 条。
一摊丁入亩与人口爆炸
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丁银固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数额；雍正年间进一步把丁银摊入田亩，人头税从此并入土地税，无地或少地的人不再单独承担丁役。这一改革解除了隐瞒人口的动机，也减轻了贫民负担，加上美洲作物的推广，清代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清末的四亿以上。
玉米与番薯美洲作物在明末传入，清代大规模推广到山地与旱地，使原本不能耕种的土地能够养活人口。人口增长与作物扩张互为因果。
人地矛盾人口增长带来的是人均耕地的下降与山地的过度开垦，水土流失、械斗、流民与教门起事在清代中后期日益频繁。洪亮吉在十八世纪末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
地丁合一摊丁入亩使赋税彻底以土地为基准，延续两千年的人头税至此终结。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继一条鞭法之后的又一次根本变化。
户口的意义此前的户口数字是赋税单位，此后才逐渐接近真实人口。看清代人口曲线时要注意：增长中有一部分是统计口径的变化。
二一口通商与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西洋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由官府特许的"行商"（十三行）居间经理：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往来，不得进城、不得久留、不得携眷。此后八十余年，广州是中国面向西方的唯一窗口，也是这个窗口，最终在鸦片战争中被撞开。
行商伍秉鉴（浩官）的怡和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家，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行商既要向官府包缴关税、承担外交责任，又要承担外商欠债，风险极大。
外销品茶叶、生丝、瓷器、漆器、扇子、外销画（通草画、玻璃画）源源出口。广州出现了专门为外销制作的工艺品行业，式样按西方订单设计——最早的"出口转内销"审美就出现在这里。
白银与鸦片十八世纪中国出超，白银大量流入；十九世纪英国以鸦片扭转贸易逆差，白银开始外流，银贵钱贱，赋税折银的农民负担加重。鸦片战争的起因既是毒品，也是货币。
通商口岸1842年后五口通商，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此后口岸不断增加，海关由外人总税务司管理。经济的重心与文化的前沿，自此转到沿海口岸。
三商帮、票号与手工业
清代是传统商业组织最发达的时期：晋商经营盐、票号与对蒙俄贸易，徽商经营盐、典当与茶，还有陕商、粤商、宁波商帮。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出现日升昌票号，专营异地汇兑，"汇通天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全国性金融网络。
票号以信誉与密押汇兑巨款，解决了长途运银的风险。晋商票号在全国设分号数十处，甚至办理官款汇解。清末现代银行兴起后，票号迅速衰落。
盐商两淮盐商聚居扬州，富甲天下，修园林、养戏班、刻书、结交文人，扬州的园林、画派与饮食，背后都是盐业的利润。
景德镇清三代（康雍乾）官窑达到技术顶点：珐琅彩、粉彩、郎窑红、各种仿古釉。民窑则大量外销，欧洲的"中国风"瓷器多半出自这里。
丝与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为宫廷织造，民间的丝织与棉纺继续扩大，江南市镇的专业化程度在清代进一步提高。
四洋务与近代工业
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后，一批汉族督抚开始办"洋务"：造船、制枪炮、开矿、架电线、修铁路、办轮船招商局，同时设同文馆译西书、派幼童留美。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器物可以学，制度与文教不动。甲午一战证明了这条界线划不住。
军工与民用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是军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工业从这里起步。
人才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培养译员；福州船政学堂出了严复、邓世昌；1872年起容闳促成的幼童留美计划送出一百二十人，中途被召回。
翻译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出西书近两百种，傅兰雅、徐寿、华蘅芳等人确定了大量科学译名；严复译《天演论》，"物竞天择"成为一代人的口头禅。
限度洋务以既有体制为前提，资金与人事都受制于官场。甲午战败后，士人开始意识到要变的不只是器物——戊戌变法与此后的革命，都是从这个认识开始的。
考据、宗族与市民
乾嘉学术、宗族与善堂、戏园茶馆与旗人生活、传教士与新学——离十个门类最近的一层背景。 共 4 条。
一乾嘉考据学
清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又称汉学、朴学）：不谈心性义理，而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金石为方法，一字一句地考订经典的本来面目。顾炎武开其端，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父子是其顶峰。这是中国古代学术中最接近现代实证方法的一段。
方法"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一个字的古音、一件器物的年代、一条史料的来源，都要有证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这套方法的典范。
戴震既是考据大家，也有自己的思想：《孟子字义疏证》用训诂的方法拆解理学的"理"，批评"以理杀人"。考据在他手里仍是有锋芒的。
吴派与皖派吴派（惠栋）重"求古"，凡汉儒之说皆信；皖派（戴震）重"求是"，以考据服从于义理的探求。后者的影响更远。
遗产乾嘉学者整理的典籍、校订的文本、编纂的目录与类书，构成了今天研究古代中国的基本材料。现代的"国学"研究，方法上直接承自他们。
二宗族、善堂与地方社会
清代的地方社会由几张网叠合而成：宗族、士绅、善堂与行会。宗族修谱建祠、置族田、办义学；士绅主持修志、赈灾、团练；善堂（育婴堂、普济堂、施棺局）承担社会救济；行会与会馆管理行业与同乡事务。国家的正式机构极小，这些组织填补了其间的全部空间。
团练太平天国期间，地方士绅奉命办团练自保，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来。地方武装与财权的兴起，是清代后期权力下移的开端。
善堂明末已有，清代大盛。育婴堂收养弃婴、普济堂收容老病、清节堂救助寡妇、同善会施衣施药，经费来自士绅与商人捐输。
宗族的规模南方一些大族聚族而居数千人，拥有族田、族学、族规与祠堂法庭。族长的权威在许多事务上超过县令。
女性清代旌表节烈之风极盛，贞节牌坊与列女传大量出现；与此同时，江南出现了大量女诗人与女性弹词作者，袁枚公开招收女弟子——两种趋势同时存在。
三旗人的日子与市民的娱乐
清代北京的文化生活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来自旗人这个群体：他们不事生产、由国家供养，有大量闲暇，于是听戏、票戏、养鸟、玩虫、放鸽、喝茶、写子弟书。许多后来被视为"老北京"的风俗与讲究，都是在这种生活里养出来的。
子弟书八旗子弟创作与演唱的说唱文学，以鼓伴奏，取材于小说戏曲，文辞典雅。它是满汉文化融合最直接的产物，光绪以后渐衰，但曲调被京韵大鼓等曲种继承。
票友不以演戏为业而登台演唱的爱好者称"票友"，许多名角出自票友（"票友下海"）。这种业余与专业之间的通道，是京剧生态的一部分。
玩物养鸟、斗蛐蛐、养金鱼、玩核桃、种花——清代关于这些的专书与讲究极多。有人视之为玩物丧志，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把日子过细的能力。
旗人的结局辛亥以后钱粮断绝，旗人生计骤然崩塌，许多人卖房鬻物、拉车为生。老舍《正红旗下》写的正是这个群体的黄昏。
四西学、教案与新学
清初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参与测绘（《皇舆全览图》），康熙本人学习西算；但"礼仪之争"后雍正禁教，传教活动转入地下。鸦片战争后传教弛禁，教会办学校、医院、印书馆，同时教案频发。到清末，新学堂与留学生取代科举成为新的上升通道。
礼仪之争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熙认为这是干涉中国礼俗，下令驱逐不领"票"的传教士；雍正继而全面禁教。一场关于仪式的争论，中断了中西之间一条已经打开的通道。
《皇舆全览图》康熙命传教士与中国官员用三角测量法实测全国，历时十年（1708—1718）完成，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大幅国家地图之一，却长期藏于内府，未能普及。
教会事业清末教会在各地办学校、医院与印书馆，广学会、墨海书馆译印了大量西书；女子教育与近代医学多由此起步。
废科举之后1905年停科举、兴学堂，读书人涌向新式学堂与日本留学，新的知识与新的政治主张一同进入中国——六年之后，清朝结束了。
二百六十八年
前一百五十年是扩张与整理，后一百年是被动的应对。
后金与大清
努尔哈赤建后金，皇太极于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并编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入关前的制度已经定型。
入关
李自成破北京，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多尔衮迎顺治帝迁都北京。同年确立满汉分城居住。
剃发易服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阴、嘉定等地因此起兵抵抗，遭屠城。汉族男子的衣冠自此中断。
康熙一朝
平三藩（1673—1681）、收台湾（1683）、与俄国签《尼布楚条约》（1689）、三征噶尔丹。清朝的疆域与稳定在这六十年里奠定。
康熙历狱
杨光先控告汤若望等传教士，西洋历法被废、汤若望下狱；五年后南怀仁以实测胜出，西法恢复。一次以天文为战场的中西之争。
《康熙字典》
收字四万七千余，按部首排列，是此后两百年最通行的字典，也是"字典"这个词的来源。
摊丁入亩与改土归流
把人头税并入田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的又一步，人口统计的束缚解除，中国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西南则以流官取代土司。
军机处
因用兵西北而设，逐渐取代内阁成为实际的中枢。军机大臣跪受笔录，皇权集中到顶点。
一口通商
限定西洋商船只准在广州贸易，由十三行居间经理。此后八十余年，广州是中国面向西方的唯一窗口。
《四库全书》
开四库馆，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抄成七部分藏。修书的同时也是禁书：全毁、抽毁的书籍数以千计。
徽班进京
四大徽班先后入京为乾隆祝寿，与汉调、昆腔、秦腔交融，数十年后形成京剧。
马戛尔尼使团
英国使团求通商，因礼仪之争与制度隔膜无功而返。乾隆给英王的敕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白莲教起义
历时九年，耗银两亿两，八旗与绿营的腐朽暴露无遗。清朝由盛转衰的分界线通常划在这里。
鸦片战争
林则徐虎门销烟，战败后签《南京条约》：割香港岛、开五口、赔款、协定关税。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
太平天国
洪秀全起于广西，据南京十一年。战争波及十余省，江南人口与经济遭受巨大破坏，苏州、扬州的园林与藏书大量毁于此时。
英法联军入京
圆明园被劫掠焚毁。《北京条约》签订，公使驻京。次年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洋务运动
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北洋水师，设同文馆译西书、派幼童留美。"中体西用"是它的纲领，也是它的限度。
甲午战争
北洋水师覆没，《马关条约》割台湾、赔银两亿两。洋务三十年的成果一战而尽，士人心理受到的冲击超过鸦片战争。
戊戌变法
康有为、梁启超推动变法百日而败，六君子被杀。此后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同时展开。
庚子事变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京师典籍文物再次大量散失。
废科举
诏令自丙午科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一千三百年的取士制度终结，读书人的人生路径被彻底改写。
辛亥
武昌起义，次年清帝退位。两千年的帝制结束。
十个门类，一个朝代
下面十节对应十卷。每一节都是这一门在清代的独立整理——总述、条目细说与专属的对照表；点每节左上角的卷数或右侧的「整卷」，可以跳到该门类贯通历代的那一卷。
清代天文最大的事件是西法正式成为官方历法：传教士主持钦天监近二百年，星表被重测、星名被重定、观象台上换了一批欧式仪器。中国传统的三垣二十八宿没有消失，但它第一次要与另一套体系并列。
一时宪历：西法成为官历
顺治元年（1644），汤若望把明末编成而未及颁行的《崇祯历书》删订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廷采用，定名《时宪历》，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一部用欧洲天文学算出来的历法，成了新王朝的正朔——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依西洋新法时宪历书的封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字，这五个字后来成了杨光先攻击的把柄：在他看来，用西洋之法即是奉西洋为正朔。
技术上的改变时宪历采用定气注历（按太阳实际位置定二十四节气），而非此前的平气；日月食推算、五星位置的精度也大为提高。今天农历的节气算法，仍是这一套。
传教士监正自汤若望起，南怀仁、闵明我、戴进贤等传教士先后掌钦天监，前后近二百年。一个王朝的天象解释权长期交在外国人手里，这是清代一个少有人注意的事实。
民间的历书钦天监每年颁历，各地翻印，历书上除节气外还有宜忌、方位、值神——普通人手里的"皇历"，内容大半仍是传统的择日术。
二康熙历狱：一场以天文为战场的争论
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汤若望与李祖白等人被判罪，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天文官被处死，汤若望病免，西法被废，恢复大统历与回回历。五年后，南怀仁与杨光先当众测验日影，西法屡验屡准，康熙下令复用西法，杨光先革职。
杨光先他的名言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真正担心的不是算法，而是传教士借历法进入朝廷。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政治与文化的信任，不是天文。
少年康熙的判断康熙亲自旁观测验，认定西法为准。此事之后他开始系统学习几何、代数与天文，命传教士入宫讲课，并组织编纂《律历渊源》。
南怀仁比利时人，历狱之后主持钦天监，康熙十二年（1673）为观象台造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六件大型铜仪。这些仪器今天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上。
代价历狱期间被处死的是中国的天文官，被废的是已经证明更准确的历法。五年之后一切复原，但中间的空转与人命，是这类争论最实在的成本。
三《仪象考成》与星表的重修
乾隆九年至十七年（1744—1752），在戴进贤等人主持下编成《仪象考成》三十二卷，重新测定并编列全天恒星三千零八十三颗，同时增补了中国传统星官之外的南天星座。中国的星表从此建立在西式观测与坐标之上，而星官的名称仍旧沿用。
两套坐标传统中国用入宿度与去极度，西法用黄道、赤道经纬度。《仪象考成》兼列两种，使旧记录可以与新观测对接——这是一次相当高明的折中。
星数的增加传统星表通常记星一千四百余颗（如《步天歌》系统），《仪象考成》增至三千余颗，此后的《仪象考成续编》（1844）又续增。
南天星座中国传统星官不包括南天恒星，因为在中原纬度上看不到。随着西方星图与航海资料的进入，南天的星座第一次被列入官方星表。
仪器乾隆年间又造玑衡抚辰仪，安放在观象台上，形制上有意保留中国浑仪的外观，内部则按西法刻度——一件器物同时回应技术与体面两种需要。
四梅文鼎与"西学中源"
梅文鼎是清代最重要的历算学家，一生著书八十余种，既精通中国传统历算，又通晓西法，主张"法有可采，何论东西"。但他同时提出西方历算其实源于中国古法而后失传的看法，康熙也支持这一说——"西学中源"成了清代接受西学时最常用的一块台阶。
会通中西梅文鼎把中西算法逐条对照，指出两者在球面三角、日月交食计算上的异同，《历学疑问》《勿庵历算书目》是其代表。
为什么需要这块台阶承认西学优越在当时有政治与心理的双重困难。"西学中源"使采用西法变成"回归古法"，让接受变得体面——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调适策略。
《律历渊源》康熙敕编，包括《历象考成》（历法）、《数理精蕴》（数学）、《律吕正义》（乐律）三部分，是清代官方的科学总汇，梅文鼎的学生与后人参与其中。
后继其孙梅瑴成参与《律历渊源》的编纂；清代中期以后，考据学者转而整理《九章算术》等古算书，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五星占的退场与天文的下移
清代仍保留钦天监的占候之职，日食、彗星依例奏报，但随着历法精度提高、日月食可以提前准确预报，天象的神秘性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民间历算之学反而兴盛：考据学者研究古算与古历，成为清代学术的一个分支。
可预报的天变当日食能被提前几年算准并写进历书，它作为"天谴"的说服力就减弱了。技术的进步，悄悄改变了政治话语。
私习之禁的废弛清代不再像明代那样严禁民间习天文，阮元编《畴人传》为历代天文算学家立传，天文历算第一次在正统学术中获得了位置。
《畴人传》收录中国历代及来华西人的天文算学家四百余人，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集，它本身就说明了清代学者对这门学问态度的改变。
清末同文馆、江南制造局译介近代天文学，上海徐家汇观象台（1872）等由教会设立，中国天文学开始进入以国际合作与现代望远镜为基础的新阶段。
清代园林有两个极端：一端是把江南名景整片搬进北方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避暑山庄；另一端是盐商与官绅在扬州、苏州造的私园。前者在1860年被烧掉，后者大多留了下来。
一圆明园：万园之园
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占地约三百五十公顷，康熙赐园、雍正扩建、乾隆大成，前后经营一百五十年。园中有江南名景的仿建（安澜园仿海宁陈园、狮子林仿苏州、小有天园仿杭州），也有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与大水法。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
移天缩地乾隆六下江南，每见佳景即命随行画师摹绘，回京仿建。这种"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做法，使北方皇家园林成为江南园林的集成——但仿的是景，不是江南园林那种小中见大的空间逻辑。
西洋楼由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传教士设计，巴洛克式的石构建筑配中国琉璃瓦，大水法的喷泉以十二生肖兽首报时。今天遗址上残存的石柱，是圆明园最广为人知的形象。
功能圆明园不是行宫而是"园居理政"的正式场所：有朝仪的正大光明殿、有办公的勤政亲贤殿、有藏书的文源阁、也有买卖街那样供宫中人游乐的市井仿建。
毁灭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烧，1900年再遭破坏，此后砖石木料被长期盗取。一座园林的废墟，成了近代中国最常被引用的象征物。
二避暑山庄与外八庙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历时八十余年建成，占地五百六十余公顷，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园内分宫殿区、湖区、平原区与山区：湖区仿江南，平原区是草原与蒙古包，山区保留自然山林。围墙之外则建有仿藏、蒙风格的"外八庙"。一座园林被用来表达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结构。
三种地景在同一座园子里同时放进江南的水、蒙古的草原与北方的山，皇帝在不同的区域接见不同的人群。空间在这里是政治语言。
外八庙普宁寺仿西藏桑耶寺、普陀宗乘之庙仿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扎什伦布寺。乾隆在这里接见蒙古王公与六世班禅，建筑本身即是招徕与安抚。
康熙三十六景与乾隆三十六景两代皇帝各题三十六景，合七十二景，每景有题名、有诗、有图。《避暑山庄图咏》是了解清代皇家园林最完整的一套材料。
今天避暑山庄与外八庙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地处塞外、未遭大规模战火，它是清代皇家园林保存最完整的一处。
三扬州：盐商的园林
清代扬州因两淮盐业而富，盐商竞相造园。乾隆南巡时，扬州沿瘦西湖一线"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园林连成一片。李斗《扬州画舫录》记下了这座城市的园林、戏班、饮食与市井，是清代城市生活最详细的一部书。
瘦西湖由城外的护城河与湖泊连缀而成，沿岸分布二十四景。五亭桥、白塔都是乾隆南巡前后所建，白塔相传是盐商一夜之间以盐堆成形、连夜赶造的——传说未必真，却说明了盐商的财力与逢迎。
个园与何园个园以四季假山著称：春石笋、夏湖石、秋黄石、冬宣石，用四种石头造出四季；何园（晚清）则以复道回廊闻名，两园是清代扬州私园的代表。
《扬州画舫录》李斗用三十年写成，十八卷，记园林、戏曲、工匠、饮食、船只、僧道与掌故，连造园工匠与厨师的名字都有。研究清代城市生活的人，没有不读它的。
盛衰道光以后盐法改革、太平天国战火，扬州迅速衰落，园林多废。今天所见的扬州园林，多数是清后期至民国的重建。
四苏州园林的清代面貌
今天被列为世界遗产的苏州园林，多数创建于明代而定型于清代：留园、网师园、怡园、退思园（同里）的现存格局都是清代形成的。与明代相比，清代园林建筑密度更高、装修更精、厅堂与游廊的比重加大，空间被分割得更细。
留园明代徐泰时东园的旧址，清嘉庆间刘恕重修称寒碧庄，光绪间盛康购得改名留园。以建筑与空间序列的处理著称：入口一段五十余米的曲折游廊，明暗收放，是园林空间设计的经典。
网师园清乾隆年间宋宗元重建，取"渔隐"之意。面积不到一公顷，以水池为中心，被认为是小型园林的极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轩"即以其殿春簃为蓝本。
装修与家具清代园林的花窗、罩、挂落、铺地极为讲究，红木家具与陈设成为室内不可分的部分。园林的重心，从明代的山水意境转向了生活的精致。
理论的缺席清代没有出现《园冶》那样的造园理论专著，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谈房舍、窗栏、山石，角度是生活趣味而非营造法式——实践极盛而理论无继，是清代园林的一个特点。
五盆景：把园林缩到案头
盆景在唐宋已有，明代称"盆玩"，到清代发展成系统的技艺与流派。苏派、扬派、川派、岭南派、徽派各有手法：扬派"一寸三弯"，川派蟠扎虬曲，岭南派用"蓄枝截干"追求自然。一盆树石，是园林在案头的最后一次缩小。
流派扬派讲究云片式的层次，用棕丝逐枝蟠扎；岭南派受岭南画派影响，剪多于扎，追求老树的自然姿态；苏派秀雅，川派奇崛。
山水盆景以石为主，配以小树与水面，在盆中造出山峦、江河与舟桥。它与山水画的构图规则直接相通。
文献清代有《花镜》（陈淏子）等园艺著作论及盆玩的培育与造型，《扬州画舫录》《浮生六记》中也有不少关于盆景与瓶花的记述。
外传盆景经由日本发展为盆栽，二十世纪又从日本传向欧美。今天国际上通行的名称来自日语，源头则在中国。
清代绘画最好看的地方在于它的对立：一边是"四王"把董其昌的南宗理论推到极致，笔笔有来历；另一边是四僧与扬州八怪，把个人情绪直接摔在纸上。宫廷里还有郎世宁在画中西合璧的写实。
一四王与正统派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四王"，加上吴历、恽寿平称"清六家"。他们沿董其昌的南宗谱系，以摹古为根本：一生临仿黄公望、董源、巨然，讲究笔墨的来历与"气脉"。因得到康熙、乾隆的推崇，四王成为清代画坛的正统，也成了后来被批评最烈的一派。
王原祁王时敏之孙，官至户部侍郎，曾主持《佩文斋书画谱》的编纂。他画山水讲究"龙脉"与"开合起伏"，用笔干湿相积、反复皴擦，被称为"金刚杵"。
王翚布衣出身，被召主持绘制《康熙南巡图》十二卷，声名极盛，称"虞山派"。他的仿古能力极强，一生几乎把宋元名迹仿了个遍。
恽寿平初学山水，因见王翚而自谓不能过，转攻花卉，以没骨法写生，清丽秀润，开"常州派"，是清代花鸟画影响最大的一家。
被批评的理由二十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等人批评四王摹古僵化，认为它是中国画衰落的根源。近年学界则重新评价：摹古在他们那里是一种笔墨的研究方法，问题出在后学的因循，而不全在四王本身。
二四僧：亡国之痛与个人笔墨图
八大山人（朱耷）、石涛（原济）、弘仁、髡残都是明遗民出家为僧。与四王的"求古"相反，他们求的是"自我"：八大以极简的笔墨画白眼向人的鱼鸟，石涛主张"我自用我法"，弘仁写黄山的空寂，髡残用秃笔画苍莽的山林。
石涛明靖江王后裔。《苦瓜和尚画语录》提出"一画"之说与"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是清代最重要的画论，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影响极大。
弘仁与髡残弘仁（渐江）是新安画派的代表，画黄山用干笔淡墨、结构方硬，一片清冷；髡残（石溪）则笔墨繁密苍郁，与程正揆并称"二溪"。
遗民的处境四僧的"野逸"不只是风格选择，也是政治处境的结果：不能仕、不便言，只能把话说在画里。
三扬州八怪与绘画的市场图
乾隆年间，一批画家聚集扬州，以卖画为生，郑燮、金农、黄慎、李鱓、汪士慎、高翔、李方膺、罗聘等被称为"扬州八怪"（名单诸说不一）。他们题材寻常（竹、梅、兰、石、佛像、人物），笔墨放纵，题跋直白甚至谈钱——因为买画的是盐商与市民，不是朝廷。
金农号冬心，五十岁后才专力作画，自创"漆书"，画梅、佛像与人物，拙朴奇古。他的题跋往往比画更有味道。
市场与风格买主要的是能一眼看懂、挂得出去的画，于是题材趋于吉祥与通俗，笔墨趋于醒目。"怪"其实是市场与个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影响扬州八怪直接影响了晚清的海上画派与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中国画职业化、面向市场的这条路，从这里正式开始。
四宫廷绘画与郎世宁
清代宫廷设如意馆，画家供职其中，绘制帝后肖像、纪实图、典礼图、贡品图与装饰画。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自康熙末年入宫，历仕三朝五十余年，把欧洲的明暗与透视与中国的绢本设色结合，形成一种"中西合参"的宫廷画风。
郎世宁《百骏图》《乾隆大阅图》《万树园赐宴图》等。他按中国趣味减弱阴影、不画强烈的侧光，同时保留体积感与透视——这是双方互相迁就的结果。
纪实画《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等长卷与铜版画，记录了典礼、战役与城市景观，是清代社会史与城市史的第一手图像。
线法画传教士带来的透视法被称为"线法"，年希尧与郎世宁合编《视学》（1729）介绍焦点透视。这套技法在宫廷通景画与后来的民间年画中都留下了痕迹。
影响的边界宫廷之外，文人画界基本不接受西洋画法，邹一桂说西洋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两套观看方式在同一个王朝里并行了二百年。
五《芥子园画传》与晚清的海上画派
康熙十八年（1679）起刊行的《芥子园画传》，用套色木刻把山水、兰竹、梅菊、人物的画法拆解成一步步的图式与口诀，成了此后三百年最通行的绘画教材——齐白石、潘天寿都由它入门。到晚清，上海开埠后形成"海上画派"，绘画彻底走向市场与都市。
画谱的作用它把笔墨程式标准化，使没有名师的人也能自学。好处是普及，代价是程式化——近代关于中国画"千人一面"的批评，部分源头也在这里。
海上画派任熊、任薰、任颐（伯年）、虚谷、吴昌硕等聚集上海，面向商人与市民作画，题材通俗、设色明快，兼取民间与金石趣味。
任伯年人物、花鸟、肖像皆能，吸收了西画的速写与造型，是晚清最有才华的职业画家。徐悲鸿极推崇他。
金石入画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笔法写花卉，把碑学书法的力量带进绘画，直接开启了二十世纪写意花鸟的格局。
清代书法史就是一次审美的翻案：前半段是帖学与馆阁体的天下，学董学赵；中期金石大量出土，学者开始从秦汉碑刻里找笔法；到晚清，碑学彻底压倒帖学，篆隶复活，书法的面貌被重新定义。
一帖学的尾声与馆阁体
清代前期书坛承明代余绪：康熙推崇董其昌，乾隆推崇赵孟頫，上行下效，朝野皆学董赵。科举与官府文书则要求"馆阁体"——乌黑、方正、大小如一、光洁如印刷。一个读书人一生写得最多的，就是这种字。
帖学四大家刘墉（浓墨宰相）、王文治（淡墨探花）、梁同书、翁方纲并称。刘墉用墨厚重、貌丰骨劲，王文治秀逸明净，两人的对比本身就是一句书法史的常识。
馆阁体的代价为求整齐，笔画的粗细、字的大小都被限制，个性被完全抹去。清人自己也批评它"状如算子"，但没有人能不写。
《三希堂法帖》乾隆十二年（1747）摹刻，三十二卷，收历代名迹三百四十余件，是清代规模最大的官刻丛帖。"三希"指《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
帖学的困境辗转翻刻的法帖失真严重，学帖的人看到的已经是影子的影子。这正是碑学起来的技术原因之一。
二金石学与碑学的理论
清代大量出土与访求的秦汉碑刻、青铜器铭文，使学者第一次能大规模看到隶书与篆书的原貌。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提出南北分派；包世臣《艺舟双楫》总结北碑笔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更提出"尊碑抑帖"，碑学理论至此完成。
学术的底子碑学不是凭空出现的：乾嘉学者为考据而访碑、拓碑、编目录（如王昶《金石萃编》），书法家跟着学者的脚步看到了这些石头。碑学是考据学的副产品。
阮元他的两篇文章第一次把书法史按地域分派，指出帖学一脉并非唯一正统，为碑派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
包世臣与康有为包世臣讲笔法（"中实""万毫齐力"），康有为讲价值判断，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他的书写有夸张，但风气确实如此。
反面意见也有人指出碑学过度推崇斑驳的刀刻效果，把石花与风化当作笔法来学，这一争论在书法界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邓石如与篆隶的复活
邓石如出身寒微，一生布衣，以鬻书刻印为生。他用写隶书的笔法写篆书，改变了此前篆书"玉箸"式的均匀线条，使篆书有了提按与墨色的变化；隶书则取法汉碑而自出机杼。包世臣推他为"国朝第一"，碑学从理论变成了可学的字。
以隶入篆此前学篆多依李阳冰，线条粗细一律；邓石如用长锋羊毫，起收有变化，使篆书重新成为一种可以书写、而不只是描摹的字体。
伊秉绶与邓石如同时的隶书大家，写汉隶取其宽博，字形方整、笔画粗壮而气象宏大，题匾额尤见气势，风格极易辨认。
金农与郑燮稍早的扬州画家金农创"漆书"，横粗竖细如刷；郑燮把真、草、隶、篆杂糅为"六分半书"，自称"乱石铺街"。他们是碑学之前的另一种反叛。
影响邓石如之后，篆隶重新成为书法家的必修，篆刻也因此获得了新的书法基础——邓石如本人正是"印从书出"的开创者。
四晚清碑派：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
碑学在晚清结出果实。何绍基以回腕执笔写颜体与北碑，线条颤动苍涩；赵之谦把北魏造像的方峻用于行书与篆隶，又以书法入画入印；吴昌硕专攻石鼓文，数十年临写不辍，把篆书写得沉雄郁勃，并以此笔法作画刻印。
何绍基湖南道州人，学颜真卿与《张黑女墓志》，独创"回腕高悬"的执笔法，写字如同做体操，线条因而有一种特别的涩感。
赵之谦浙江会稽人，一生困顿，做过几任小官。书、画、印三绝，行书用北碑的方笔写出流动的姿态，是把碑与帖真正打通的第一人。
吴昌硕以石鼓文名世，"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把篆籀笔法带入写意花卉与篆刻，成为跨越清末民初的一代宗师。
意义碑学不只是换了取法对象，它改变了对"美"的判断：从秀润流畅转向古拙雄强，这一转向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书法审美。
五篆刻：流派印的时代
清代是篆刻的黄金时代。前有丁敬开浙派（西泠八家），以切刀求苍涩；后有邓石如开皖派新局，主张"印从书出"；晚清赵之谦引入碑版、钱币、镜铭的文字入印，吴昌硕以石鼓文与封泥意趣作印，把篆刻推到与书画并列的位置。
西泠八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皆杭州人，以短刀碎切的刀法形成浙派风格，影响江南百余年。
印从书出邓石如主张印文应是自己写出来的篆书，而不是从字书里摹来的定式，于是篆刻的高下最终取决于书法的功力。
印外求印赵之谦提出向古印之外的一切古文字取材：碑额、镜铭、泉币、砖瓦。篆刻的资源库由此被大大扩展。
西泠印社光绪三十年（1904）由丁辅之等创立于杭州孤山，吴昌硕为首任社长。一门源于工匠的手艺，至此有了自己的学社与学统。
今天中国茶的样子基本是清代定下的：绿、白、黄、青（乌龙）、红、黑六大茶类齐备，潮汕与闽南形成工夫茶的一整套程式，红茶经广州与福州大量出口，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也埋下了鸦片战争的一半因由。
一六大茶类的形成
唐宋只有蒸青团饼，明代以炒青绿茶为主。到清代，因为发酵程度与制法的不同，绿茶、白茶、黄茶、青茶（乌龙）、红茶、黑茶六大类先后成形，各有产区与工艺。中国茶从"一种饮料"变成了一个有分类体系的门类。
乌龙茶半发酵，兼有绿茶之清与红茶之醇。起于福建武夷与安溪，"做青"（摇青与静置交替）是它最关键也最难的一道工序。
红茶全发酵。一般认为起源于武夷山桐木关一带的小种红茶，后发展出工夫红茶（祁门、滇红等）。它主要是为外销而发展起来的茶类。
黑茶与紧压茶为边销而制，经渥堆后发酵，压成砖、饼、沱，便于长途运输，是川、湘、滇供应藏蒙地区的主要品种。
白茶与黄茶白茶只萎凋不揉捻，福鼎、政和一带所产；黄茶多一道"闷黄"工序。两者产量小，却使茶类的谱系完整。
二工夫茶：一套完整的程式
清代中期，潮汕与闽南形成了"工夫茶"：用小壶小杯冲泡乌龙茶，讲究茶、水、火、器与手法的配合。孟臣壶（小紫砂壶）、若深杯（小白瓷杯）、玉书煨（水壶）、潮汕炉合称"四宝"。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也最讲究的一套日常茶艺。
程式治器、纳茶、候汤、冲点、刮沫、淋罐、烫杯、洒茶，每一步都有讲究。洒茶要"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使各杯浓淡均匀。
茶不过三小杯三口而尽，杯数通常为三，客多则轮流。工夫茶是一种社交，主人的手艺与殷勤都在这套动作里。
文献袁枚《随园食单》记他在武夷所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他原本不喜武夷茶，尝过之后改了口。
影响工夫茶的程式在二十世纪被整理为"茶艺"，传到台湾与东南亚，今天各地茶艺表演的底本，多半出自这里。
三贡茶与宫廷茶事
清代贡茶来自全国：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六安瓜片都曾列入贡单。宫中饮茶讲究，乾隆自制"三清茶"（梅花、佛手、松子入茶），每年正月在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赏赐三清茶碗。
龙井与碧螺春乾隆六下江南，四次到龙井茶区，留下御题诗与"十八棵御茶"的传说；碧螺春原名"吓煞人香"，相传由康熙改名。皇帝的背书是清代名茶最有效的广告。
普洱云南普洱茶在清代正式入贡，《普洱府志》与宫中档案都有记载。紧压便于运输，又因陈放而变化，形成了一套与绿茶完全不同的品鉴标准。
茶膏与奶茶宫中除清饮外，也饮茶膏与奶茶。满族与蒙古的饮食习惯带来了乳制品，奶茶是清宫宴席的常备。
器物清代茶器以瓷为主：盖碗（三才碗）在此时成为最普遍的饮茶器，一手托托、一手持盖拨茶的喝法，也是清代定型的。
四茶叶外销与一场战争
十八世纪以后，茶叶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英国人把它变成了全民饮料，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运走数千万磅。茶叶贸易造成英国对华的巨额逆差，英国用鸦片扭转逆差，最终引发战争；战后又把茶种与制茶技术移植到印度与锡兰，中国茶的垄断地位由此终结。
十三行与茶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行商负责经理茶叶出口，茶叶按产地与等级分类装箱，"武夷""工夫""小种""白毫"等名称随茶叶一起进入英语。
福钧1848年英国人福钧受东印度公司派遣，乔装进入武夷山与徽州茶区，带走茶种、茶苗与制茶工人，印度阿萨姆与大吉岭的茶园由此建立。
五口通商之后福州、上海成为新的茶叶出口港，内地茶农与茶商的利润被压缩；十九世纪末印度与锡兰茶超过中国茶，中国茶叶出口大幅下滑。
影响的反向英国的下午茶、俄国的茶炊、美国独立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都与这条茶叶贸易链条有关。一片叶子改变了几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与国运。
五茶馆：中国的公共空间
清代茶馆遍布城乡，功能远超喝茶：成都的茶馆是议事、说理、调解、听戏的场所，北京的茶馆兼营书场与买卖，江南的茶馆是早市与信息交换的地方。它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普遍、门槛最低的公共空间。
吃讲茶四川一带的民间调解方式：纠纷双方约到茶馆，请袍哥或地方有名望者评理，理亏一方付茶钱。一个纠纷在茶桌上解决，不必进衙门。
书场与曲艺茶馆里说书、唱大鼓、弹词，听客买茶即可听书。中国曲艺的生存，长期依附于茶馆这个空间。
信息与买卖行商、脚夫、掮客在茶馆碰头，米市、纱市、牙行的行情在这里流通。茶馆是市场信息的交换所。
老舍《茶馆》以北京裕泰茶馆三个时代的变化写清末到民国的中国，"莫谈国事"的条子贴在墙上。这部戏之所以成立，正因为茶馆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来的地方。
清代插花没有再出现《瓶史》那样的理论著作，但它在两个方向上走得更远：宫廷的花事变得极其繁复华丽，民间的"清供"与盆景则把花木彻底纳入了日常的生活美学。
一岁朝清供
岁朝清供是清代最普遍的一种花事：新年时以水仙、梅花、天竹、松柏、佛手、柿子、如意等配成一室，取吉祥的谐音与寓意。它同时也是绘画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从宫廷画家到扬州八怪、海上画派，几乎人人画过。
谐音与寓意柿与如意为"事事如意"，佛手取"福"，天竹与南天竺取"天祝"，万年青取长久。清代民间的装饰艺术大量依赖这类谐音。
水仙清代水仙以漳州所产为佳，雕刻球茎使其长成蟹爪、花篮等形状是一门专门的手艺。案头一盆水仙，是清代文人过年的标配。
清供图汪士慎、金农、吴昌硕、任伯年都画过岁朝清供，把瓶花、果品、古器画在一起。这类画既是年节的应景之作，也是文人趣味的展示。
民间普通人家用不起铜瓶古器，就用瓷瓶插几枝梅或松，配年画与春联。清供的讲究有高有低，但做法是一致的。
二宫廷花事
清宫的插花与陈设极为讲究：殿内按季节更换鲜花与盆景，花器有掐丝珐琅、画珐琅、玉石、竹雕与各色瓷瓶，还有以宝石、点翠、通草制成的"象生花"（仿真花），四季不谢。
象生盆景以金银为枝、玉石宝石为花果，做成盆景陈设在殿中。故宫现存大量这类器物，它们介于工艺品与花之间。
花器乾隆朝的花器种类繁多，瓷器有转心瓶、交泰瓶这样的炫技之作，掐丝珐琅的花觚与出戟尊则用于殿堂陈设。
节令元旦供水仙与梅，端午供艾与菖蒲，中秋供桂，重阳供菊；万寿节则以九九之数陈设盆花。宫廷的四季由花来标记。
与文人趣味的距离宫廷花事求满、求富丽、求吉祥，与《瓶史》所主张的"一枝二枝"正相反。清代插花的雅俗两极，比明代拉得更开。
三盆景与案头山水
盆景在清代发展成熟并分出流派，树桩盆景讲究老、瘦、曲，山水盆景则用石与小树在浅盆中造出山川。它与瓶花一样，是把自然缩小放在案头的做法，但比瓶花更耐久、也更需要功夫——一盆好盆景要养几十年。
流派扬派的云片、苏派的粗扎细剪、岭南派的蓄枝截干、川派的滚龙抱柱、徽派的游龙式，各有一套成法。
石与盆山水盆景用英石、斧劈石、砂积石等，浅盆盛水，配以小舟、渔翁。它的构图直接来自山水画。
《花镜》陈淏子《花镜》（1688）是清代最重要的园艺著作，讲花木的栽培、嫁接、整形与盆玩，也谈庭园布置，是当时人真正用得上的手册。
《浮生六记》沈复在书中写插花与盆景："起把宜紧，瓶口宜清"，又讲如何用铁丝盘枝、如何以针刺固定花枝。这是清代文人生活最亲切的一段记录。
四节令与民间用花
清代民间的花事与节令紧密相连：春天花市与赏花会，端午插艾与菖蒲，七夕供巧果与花，中秋供桂与兔儿爷，重阳赏菊。北京、苏州、广州、成都都有定期的花市，广州的除夕花市延续至今。
花市《燕京岁时记》记北京的花市在崇文门外，四时供应盆花；广州的年宵花市则是岭南最大的年节活动。
簪花清代旗人妇女的"大拉翅"上常簪绢花与鲜花，汉族妇女也普遍戴花。男子簪花之俗基本消失，只在特定仪式中保留。
赏花会菊花会、牡丹会、兰花会在各地兴起，文人结社品评，商人借机交易。养花在清代已经是一门产业。
花与画、与器花的形象无处不在：瓷器上的缠枝莲、家具上的雕花、织物上的团花、年画里的瓶花——插花只是这个巨大装饰体系里最日常的一角。
清代是中国服饰史上最剧烈的一次断裂：男子剃发留辫、改穿满式袍褂，明代的汉家冠服在暴力下终止；但女装因"男从女不从"而部分保留，于是旗装与汉女装在同一个时代并行了二百多年。
一剃发易服与"十从十不从"
顺治二年（1645）颁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同时改易服制。江阴、嘉定的抵抗与屠城，都因此而起。民间流传所谓"十从十不从"：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它未必是正式的法令，却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实际的妥协。
辫发男子剃去前额至头顶的头发，余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清初辫子很细（"金钱鼠尾"），清中后期逐渐变粗。这条辫子在清末成了最显眼的政治符号。
男从女不从汉族女子仍可穿袄裙、梳汉式发髻、缠足（满族女子不缠足）。于是同一个家庭里，男人穿满装、女人穿汉装。
生从死不从人死入殓仍可穿明式寿衣。活着要服从，死后可以回去——这是一种沉默的保留。
优伶不从戏台上的古装仍按明代样式，所以清代人要看汉家衣冠，只能在戏园里看。今天戏曲舞台上的"古装"，基本是明代服饰的舞台化。
二袍褂、马蹄袖与顶戴花翎
清代男装的基本形制是长袍加外褂。袍为圆领、大襟右衽、窄袖，袖口接一段马蹄形的"箭袖"（马蹄袖），行礼时放下袖口称"放哇哈"。官员的礼服另有补服、朝珠、腰带、顶戴与花翎，构成一整套可以一眼读出品级的符号系统。
马蹄袖原是骑射时保护手背的设计，入关后成为礼仪的一部分：请安、行礼前先"弹"下袖口。一个功能性的细节变成了仪式动作。
补服与朝珠补服外褂胸背缀补子，文禽武兽，沿明制而略变；朝珠一百零八颗，五品以上文官、四品以上武官方可佩戴。
顶戴与花翎帽顶的材质标示品级（红宝石、珊瑚、蓝宝石……），花翎是赏赐，单眼、双眼、三眼依次为贵。"摘去顶戴花翎"即革职。
四开裾与马褂宗室袍服四面开衩，便于骑马；马褂是短外衣，行装所用，后来成为常服，黄马褂则是最高的赏赐之一。
三旗装与汉女装
清代女装分两个系统。旗人妇女穿宽大的连身长袍，不缠足，梳"两把头"（清末发展为"大拉翅"），穿花盆底鞋；汉族妇女则仍是上袄下裙（或裤），袄逐渐变宽变长，袖口与衣缘的镶滚越来越繁复，晚清甚至有"十八镶"之说。
两把头与大拉翅旗人妇女把头发绾在头顶的扁方上向两侧分开，晚清发展出以青缎架子做成的"大拉翅"，上面簪花缀珠。今天影视剧里的清宫女装形象，多半取自晚清。
花盆底旗人妇女的高底鞋，木底高达数寸，走路需要仪态。它与汉族女子的缠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体规训。
镶滚汉族女装的衣缘用不同颜色的绦带与绣片层层镶饰，同治、光绪年间达到极繁，一件衣服的镶滚工钱可能超过衣料本身。
旗袍的由来今天所说的"旗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形成的新式女装，受清代旗装启发，但收腰、开衩、剪裁都是现代的。它与清代旗人妇女的袍服不是一回事。
四织造、刺绣与工艺的顶点
清代宫廷用织物由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承办，云锦的妆花、缂丝的织画、苏绣的精细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民间则形成苏、粤、湘、蜀四大名绣。这是中国传统纺织工艺最后也是最精的一段。
三织造由内务府包衣出任，既是工艺机构，也是皇帝在江南的耳目。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红楼梦》里的织物描写，与这个家世直接有关。
缂丝通经断纬，可以织出与绘画几乎一样的效果，清代用于御用袍服与摹织书画，一幅缂丝作品耗时以年计。
四大名绣苏绣精细雅洁、粤绣构图饱满、湘绣善用掺针表现虎狮毛发、蜀绣针法严谨。晚清沈寿又吸收西画的明暗创"仿真绣"。
外销广州的外销绣品、扇子、通草画按西方订单制作，纹样与用途都为外国市场设计。中国工艺第一次大规模地为异域审美服务。
五晚清：西风与剪辫
通商之后，西式的呢绒、钟表、眼镜、皮鞋进入通商口岸，留学生与新军开始穿西装与制服，女学生兴起"文明新装"。辛亥革命后剪辫易服，二百多年前被强制留下的辫子，又被强制剪掉。
新军与学堂清末编练新军，制服仿德日样式；学堂有校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成规模地穿着西式服装。
剪辫清末已有留学生剪辫，1911年后各地强制剪辫，也有老人不愿剪、藏辫于帽中——一个符号的存废，两次都伴随着强制。
女装的变化放足运动与女子学堂使女装趋于简便，上衣下裙的"文明新装"流行，为二十年代旗袍的出现做了铺垫。
服饰与身份从马蹄袖到中山装，中国人用了不到半个世纪换掉了整套衣冠。服饰史上的每一次剧变，背后都是一次政治的更替。
清代戏曲的主线是"花雅之争"：雅部的昆曲典雅而衰，花部的梆子、皮黄通俗而盛。1790年徽班进京，几十年后演化出京剧——中国戏曲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心，就此确立。
一昆曲的最后高峰
清初出现了昆曲最好的两部传奇：洪昇《长生殿》（1688）写唐明皇与杨贵妃，孔尚任《桃花扇》（1699）"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写南明的覆灭。两人因此各自获罪或罢官，而两部戏成了昆曲文学的顶点。
《长生殿》洪昇因在孝懿皇后丧期内演出此剧而被革去国子监生籍，"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全剧五十出，音律极严，至今仍是昆曲的骨干剧目。
《桃花扇》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写成后不久即罢官。剧中人物多有实指，结尾不团圆而入道，在中国戏曲里极为罕见。
折子戏全本传奇动辄四五十出，清代中期以后多演折子，《牡丹亭·游园惊梦》《长生殿·小宴》成为独立的表演单元。昆曲的表演艺术正是在折子戏里被磨到极精。
衰落昆曲文辞典雅、节奏舒缓，离普通观众越来越远。清中期以后，它逐渐退出商业戏园，靠士大夫的家班与曲社维持。
二花雅之争与徽班进京
清代把昆曲称"雅部"，其余梆子、弋阳、皮黄、秦腔等统称"花部"（乱弹）。花部通俗热闹、故事性强，迅速占领城市戏园；朝廷屡次下令禁演花部以扶持昆曲，均无效果。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京祝寿并留下来演出，与汉调、昆腔、秦腔融合，为京剧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花与雅李斗《扬州画舫录》说："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这是关于花雅最常被引用的一条记载。
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徽班以二簧调为主，兼演昆腔与吹腔，演员多能兼擅数种声腔，适应力极强。
徽汉合流道光年间汉调艺人进京，带来西皮调，与徽班的二簧结合成"皮黄"，京剧的音乐基础由此奠定。
为什么花部赢了花部的唱腔以板式变化为基础（同一曲调可变慢板、快板、散板），比昆曲的曲牌联套更灵活，也更容易让观众听懂故事。这是一次由观众决定的胜负。
三京剧的形成
道光、咸丰以后，皮黄戏在北京逐渐定型，形成了行当、板式、锣鼓经与程式化的表演体系。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老生三杰"奠定基础，谭鑫培把老生唱腔推向成熟，到清末民初，京剧已成为全国性的剧种。
行当生（老生、小生、武生）、旦（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净（铜锤、架子）、丑。每个行当有自己的唱法、身段与妆扮，演员通常专工一门。
板式西皮与二黄各有原板、慢板、流水、快板、散板、摇板等，通过板式的变化表达情绪的起伏。这是花部声腔最核心的技术。
脸谱与程式红忠白奸黑直，是脸谱的一般规律；台上的马鞭代表马、桨代表船、一个圆场走过千里——京剧用高度的程式换取了极大的自由。
谭鑫培被称为"伶界大王"，他的唱腔影响了此后几乎所有老生。1905年他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被拍成影片，是中国第一部电影。
四说唱与地方戏
清代是说唱艺术的繁盛期：北方有子弟书、京韵大鼓、单弦、快书，南方有苏州弹词、扬州评话、广东木鱼书，西北有秦腔与眉户，四川有川剧高腔与清音。茶馆与庙会是它们的舞台，普通人的历史与道德观，多半是从这里听来的。
苏州弹词三弦与琵琶伴奏，说、噱、弹、唱俱全，书目有《三笑》《珍珠塔》《玉蜻蜓》等。清中期以后名家辈出，并形成陈调、马调、俞调等流派唱腔。
子弟书八旗子弟创作的鼓词，文辞雅致，取材于《红楼梦》《聊斋》与戏曲故事。它的曲调后被京韵大鼓吸收。
地方戏的分布梆子腔系（秦腔、晋剧、豫剧、河北梆子）、皮黄腔系（京剧、汉剧、徽剧、粤剧的一部分）、高腔系（川剧、赣剧）、以及越剧、评剧等清末民初才形成的剧种。
女艺人清代长期禁止女子登台，旦角由男演员扮演（"男旦"）。清末上海、天津才出现坤班与女演员，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戏曲的面貌。
五琴学与乐律的官方总结
古琴在清代继续流传，虞山、广陵两派最盛，《五知斋琴谱》（1722）、《春草堂琴谱》与晚清《琴学入门》（1864）是最通行的谱本。朝廷方面，康熙敕编《律吕正义》，把中国乐律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乐理编在了同一部书里。
广陵派清初徐常遇开派于扬州，其后徐祺、吴灴等继之，风格中正跌宕，《五知斋琴谱》是广陵派最重要的谱集。
减字谱与节奏琴谱只记指法不记节奏，同一曲子各家弹法不同，称"打谱"。清代琴人对同一古曲的不同处理，构成了琴乐流派的实质。
《律吕正义》康熙敕编，前编讲中国乐律，续编由传教士徐日升、德里格撰写，介绍五线谱与西洋音阶——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看到另一套记谱法。
宫廷与民间宫廷雅乐沿用旧制，中和韶乐用于祭祀朝会，但真正有生命力的音乐在戏园、茶馆与庙会里。这一点从明代到清代没有改变，只是更明显了。
清代民俗的特点是叠合：汉地的岁时节令照旧运行，满族的祭祀与礼节进入宫廷与旗人生活，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与京师同时活跃。《燕京岁时记》《清嘉录》这类书，把这一切记得极细。
一《燕京岁时记》与京师的一年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1900年前后）按月记北京的节令、庙会、风物与吃食：正月厂甸、二月龙抬头、三月蟠桃宫、四月妙峰山进香、五月端午、六月荷花、七月中元、八月中秋兔儿爷、九月重阳、十月暖炉、冬至数九、腊月祭灶。这是了解清代北京生活最方便的一本书。
厂甸正月初一至十五在琉璃厂一带开市，卖书画古玩、风车空竹、大糖葫芦。文人淘书、孩子买玩具，是京城最大的年节庙会。
兔儿爷中秋供月所用的泥塑，兔首人身、披甲骑虎，是北京特有的节令玩具。祭月本是女性的活动（"男不拜月"），兔儿爷则是给孩子的。
数九与消寒图冬至起数九，文人画"九九消寒图"：一枝梅八十一瓣，每日染一瓣，染完春天就到了。
同类的书《清嘉录》（顾禄）记苏州，《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记北京，《岭南杂记》《成都通览》各记一地。清代的风俗记载之详，为历代之最。
二满族习俗与宫廷礼节
清宫保留了大量满族旧俗：坤宁宫每日举行萨满祭祀、煮祭肉分食；堂子祭天在正月举行；新年有"开笔仪"与"金瓯永固杯"；此外还有木兰秋狝、冰嬉、掼跤等带有草原与渔猎色彩的活动。
坤宁宫祭神皇后所居的坤宁宫被改造成萨满祭祀的场所，设神位、煮祭肉（"吃肉"），王公大臣被赏吃白肉是一种荣誉。一座汉式宫殿里进行的是满族仪式。
冰嬉每年冬至后在西苑太液池举行，八旗兵士滑冰、射球、表演队列，《冰嬉图》描绘了这一场面。它被视为"国俗"而年年举行。
请安与称谓旗人的打千、跪安、对长辈的称谓与礼节繁复而严格，这套礼仪后来渗入北京的市井生活，成了"老礼儿"的一部分。
满汉的混融旗人日常说汉语、读汉书，汉人则接受了满式的服装与部分礼节。到清中期，北京的生活方式已经很难简单地分出满汉。
三庙会、香会与民间信仰
清代的民间信仰极其繁盛：城隍、关帝、碧霞元君、妈祖、文昌、财神各有庙宇与会期。妙峰山的碧霞元君庙会规模最大，各种香会自愿组织，沿途施茶、修路、表演，形成一套完整的民间自组织。
关帝清朝极力推崇关羽，封号一再加长，全国关帝庙数以万计。关帝同时是忠义之神、财神与行业神，是清代信仰的最大公约数。
香会分文会（施茶、施粥、缝补、修路）与武会（狮子、高跷、中幡、小车会）。会与会之间有礼节与次序，进香本身就是一次社会组织的演练。
妈祖与地方神沿海奉妈祖，福建有临水夫人，广东有北帝，各行业另有祖师（鲁班、药王、梨园神）。一个人的信仰往往同时叠了好几层。
国家与民间朝廷把有功于民的神祇列入祀典、加封赐匾，把民间信仰纳入秩序；同时又禁"淫祠"与秘密教门。收编与禁止，是同一套政策的两手。
四婚丧、家礼与日常规矩
清代的婚丧嫁娶大体沿用《朱子家礼》的框架，各地又有自己的变通：六礼简化为提亲、订亲、迎娶；丧礼重孝、重风水、重做七；祭祖有家祭与墓祭。这些规矩通过族规、家训与日用类书一代代传下来。
缠足汉族女子缠足在清代最为普遍，清廷曾禁而不能止（满族女子不缠）。直到清末的天足运动与民国的法令，这一习俗才逐渐终止。
丧与孝守制（丁忧）是官员必须遵守的制度，父母丧须离职二十七个月。家族的丧礼往往倾其所有，《红楼梦》里秦可卿的丧事写得极详，可作参照。
风水与择日建房、婚娶、出行、下葬都要择日择向，通书（历书）与阴阳先生是必备。这是普通人日常最常接触的一套知识体系。
家训《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在清代被广泛抄写与悬挂，《曾国藩家书》则是士大夫家训的代表。家庭教育在清代被高度制度化。
五移民、会馆与新的地方社会
清代人口激增，推动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移民带着自己的方言、神明与饮食到新的地方，建会馆、立祠庙、办义庄，中国今天的许多地方文化格局，是在清代这几次人口流动中形成的。
湖广填四川明末战乱后四川人口锐减，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今天四川的方言、会馆（如成都的陕西会馆）与饮食（辣椒的普及）都与此有关。
闯关东与走西口山东、直隶人越过柳条边进入东北，山西、陕西人出杀虎口到内蒙古垦殖与经商。清廷先禁后弛，最终默认。
下南洋东南沿海民众赴南洋谋生，在当地建会馆、宗祠与庙宇，侨汇成为闽粤地方经济的重要来源，也带回了新的建筑与观念。
会馆与同乡会馆是移民社会的核心：祭祀家乡神明、办丧葬互助、调解纠纷、接待同乡。它把一个地方的社会关系复制到了另一个地方。
清代是古典诗文的总结期：诗有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四说，词有阳羡、浙西、常州三派中兴，文有桐城派；同时小说走到《红楼梦》的高度。而在最后二十年，"我手写我口"的主张预告了这一切的结束。
一清诗四说
清诗的流派可以用四个主张概括：王士禛的"神韵"（含蓄空灵，取法王孟）、沈德潜的"格调"（学盛唐，重雅正）、翁方纲的"肌理"（以考据学问入诗）、袁枚的"性灵"（写真情，不拘格套）。四说各领风骚数十年，也构成了对诗歌的四种理解。
王士禛康熙朝文坛盟主，主张诗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选《唐贤三昧集》以示宗旨。神韵说的好处是雅，弊病是空。
沈德潜乾隆朝的诗坛元老，编《古诗源》《唐诗别裁》等选本流传极广，主张温柔敦厚、有益教化。
翁方纲以考据入诗，主张"学问为诗之根柢"。这是乾嘉学风在诗歌里的直接反映，也被批评为"以考据为诗，味同嚼蜡"。
袁枚辞官后居南京随园，《随园诗话》主张性灵，公开招收女弟子、为人写寿序墓志谋生，是清代最不像传统士大夫的一个文人。
二清词的中兴
词在明代衰落，到清代却大盛，被称为"词的中兴"。陈维崧开阳羡派，雄豪跌宕；朱彝尊开浙西派，推崇姜夔、张炎的清空醇雅；纳兰性德以自然真切的小令独树一帜；嘉庆以后张惠言、周济开常州派，主张词要有寄托。
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康熙的一等侍卫，三十一岁病逝。《饮水词》多写离别与悼亡，"人生若只如初见""赌书消得泼茶香"，是清词中流传最广的句子。
浙西与常州浙西派重音律与醇雅，流于琐碎后，常州派起而主张"意内言外"，要求词有比兴寄托，张惠言《词选》是其纲领。
词学的建立清人编《词律》《钦定词谱》，整理词调与格律；又有《词综》《词选》等选本与大量词话。今天研究词的基本工具书，多数是清人做的。
晚清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既作词也校词，朱祖谋编《彊村丛书》汇刻历代词集，是词籍整理的集大成之作。
三桐城派与清代古文
方苞、刘大櫆、姚鼐同为安徽桐城人，主张古文要讲"义法"（内容与章法）、追求"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姚鼐编《古文辞类纂》确立了范本。桐城派统治清代散文近二百年，曾国藩又加以扩展，称"湘乡派"。
义法方苞提出"言有物"（义）与"言有序"（法），要求文章内容有实、结构有序、语言雅洁，不用骈俪、不用小说家语。
《古文辞类纂》姚鼐选先秦至清代古文，分十三类，成为清代读书人学写文章的标准教材，影响直到民国。
骈文的回潮与桐城派相对，汪中、阮元等推重骈文，阮元甚至提出"文笔说"，主张有韵偶句才算"文"。清代的文体之争一直没有停止。
终结桐城派的雅洁在晚清被认为无法表达新事物，梁启超的"新文体"半文半白、笔锋常带感情，风靡一时；再往前一步，就是白话文。
四小说的高峰
清代小说的成就超过诗文。《聊斋志异》以文言写狐鬼而寄托孤愤；《儒林外史》以白描写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群像；《红楼梦》则把家族、园林、诗词、饮食、衣饰、医药与人的命运织在一起，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点。
《红楼梦》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生前只以八十回抄本流传，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刊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的作者与前八十回的关系，至今是红学最大的争论。
红学从清代的评点（脂砚斋）、索隐，到胡适的考证、周汝昌等人的研究，《红楼梦》成为唯一一部拥有专门学科的中国小说。
《儒林外史》吴敬梓作，五十六回，以"功名富贵"为主线写读书人的众生相，范进中举一节是中国讽刺文学的经典。
《聊斋志异》蒲松龄一生不第，以塾师为业，写成短篇近五百篇。他借鬼狐写人情，"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五晚清：诗界革命与新小说
甲午之后，文学被卷入救亡。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把轮船、火车、电报写进旧体诗；梁启超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风行一时。古典文学在这里交出了接力棒。
黄遵宪出使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人境庐诗草》写异域风物与时事，《日本国志》影响了戊戌变法。
梁启超《新民丛报》上的"新文体"影响巨大，他把小说抬到"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目的是以小说开民智。
谴责小说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并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连载于报刊，读者以市民为主。
报刊与稿酬现代报刊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连载、稿酬、读者来信。写作第一次成为可以独立谋生的职业，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条件。
通查
跨门类的几张表：官职、八旗与顶戴、人物谱、京师与园林地名、年号。表格可筛选，双击一行复制整行。
清代官职速查
清代中枢的关键词是"内外并行"：满汉复职、内阁与军机并存、部院与旗署两套系统。
| 官名 · 机构 | 属于 | 实际做什么 |
|---|---|---|
| 军机处 · 军机大臣 | 中枢 | 雍正设，草拟谕旨、参决军国大事；无定员、无专署，纯是皇帝的秘书班子 |
| 内阁大学士 | 中枢 | 名位最尊（"中堂"），军机处设立后渐成荣衔 |
| 南书房 | 内廷 | 康熙设，词臣入值，起初也参与机密，后以文墨侍从为主 |
| 六部 | 中央 | 每部满汉尚书各一、侍郎各二——"满汉复职"是清代职官最大的特点 |
| 理藩院 | 中央 | 掌蒙古、西藏、新疆与外藩事务，地位与六部相当；清代多民族治理的核心机构 |
| 都察院 · 科道 | 监察 | 沿明制而合并六科于都察院 |
| 内务府 | 内廷 | 掌皇室财政、织造、采买、造办处；包衣（旗人家仆）出身者任职 |
| 总督 · 巡抚 | 地方 | 总督辖一至三省，巡抚辖一省；督抚并置而互相牵制 |
| 驻防将军 · 都统 | 八旗 | 各地驻防八旗的长官，与督抚并行，互不统属 |
| 织造 · 盐政 · 关监督 | 差遣 | 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由内务府包衣出任，兼为皇帝的耳目（曹雪芹家即江宁织造） |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中央 | 1861年设，办外交与洋务；1901年改外务部，位列六部之前 |
| 幕友 · 书吏 | 非正式 | 钱谷、刑名师爷与各衙门的书吏，是地方行政实际的执行者 |
八旗与顶戴速查
读清人笔记、看清代肖像时最常需要对照的两组符号。
| 类别 | 名目 | 说明 |
|---|---|---|
| 上三旗 | 镶黄、正黄、正白 | 皇帝自将，侍卫多出于此 |
| 下五旗 | 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 | 分属王公 |
| 二十四旗 | 满洲八旗 · 蒙古八旗 · 汉军八旗 | 入关前陆续编设，合为二十四旗 |
| 一品顶戴 | 红宝石（后多用红色涅玻璃） | 文官补子仙鹤，武官麒麟 |
| 二品 | 红珊瑚 | 文锦鸡，武狮 |
| 三品 | 蓝宝石 | 文孔雀，武豹 |
| 四品 | 青金石 | 文云雁，武虎 |
| 五品 | 水晶 | 文白鹇，武熊 |
| 六品 | 砗磲 | 文鹭鸶，武彪 |
| 七品以下 | 素金 · 阴文镂花金顶 | 文鸂鶒、鹌鹑、练雀，武犀牛、海马 |
| 花翎 | 单眼 · 双眼 · 三眼 | 孔雀翎，赏赐给有功之臣；三眼花翎终清一代不过数人 |
| 黄马褂 | 行围 · 武功 · 特赏 | 清代最重的赏赐之一 |
清代人物谱
按行当排。清代的学者往往同时是官员、藏书家与金石家。
| 行当 | 人物 | 要点 |
|---|---|---|
| 帝王 | 康熙 | 平三藩、收台湾、定西北；学习西算与天文，命修《律历渊源》 |
| 帝王 | 雍正 | 军机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密折 |
| 帝王 | 乾隆 | 《四库全书》；十全武功；南巡与收藏，题跋遍布历代书画 |
| 政治 | 张廷玉 | 三朝老臣，军机处的实际奠基者之一，配享太庙 |
| 政治 | 曾国藩 · 李鸿章 · 左宗棠 · 张之洞 | 平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 |
| 政治 | 林则徐 | 虎门销烟；《四洲志》开眼看世界 |
| 学术 | 顾炎武 · 黄宗羲 · 王夫之 |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经世致用" |
| 学术 | 戴震 | 乾嘉考据的代表，《孟子字义疏证》以训诂反理学 |
| 学术 | 钱大昕 · 王念孙 · 段玉裁 | 考据学的顶峰，《说文解字注》《读书杂志》 |
| 学术 | 阮元 | 编《经籍籑诂》《皇清经解》，创诂经精舍、学海堂；碑学的理论先声 |
| 学术 | 章学诚 | 《文史通义》，"六经皆史" |
| 科技 | 梅文鼎 | 会通中西算学，清代历算第一人 |
| 画 | 四王（王时敏 · 王鉴 · 王翚 · 王原祁） | 正统派，摹古集大成 |
| 画 | 四僧（八大山人 · 石涛 · 弘仁 · 髡残） | 遗民画家，各出己意；石涛《画语录》 |
| 画 | 扬州八怪 | 郑燮、金农、黄慎、李鱓等，卖画为生，笔墨恣肆 |
| 画 | 郎世宁 | 意大利传教士画家，中西合参的宫廷画风 |
| 画 | 任伯年 · 虚谷 | 海上画派，面向市场的近代绘画 |
| 书 | 刘墉 · 王文治 · 梁同书 · 翁方纲 | 帖学四大家 |
| 书 | 邓石如 · 伊秉绶 | 篆隶的复兴 |
| 书 | 何绍基 · 赵之谦 · 吴昌硕 | 碑学的实践者，兼工篆刻 |
| 曲 | 洪昇 · 孔尚任 | 《长生殿》《桃花扇》，昆曲的最后高峰 |
| 曲 | 程长庚 · 谭鑫培 | 徽班进京之后京剧的奠基者 |
| 小说 | 曹雪芹 | 《红楼梦》 |
| 小说 | 吴敬梓 · 蒲松龄 | 《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
| 诗词 | 王士禛 · 沈德潜 · 翁方纲 · 袁枚 | 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四说 |
| 诗词 | 纳兰性德 · 陈维崧 · 朱彝尊 | 清词中兴 |
| 近代 | 康有为 · 梁启超 · 严复 | 变法与新学；严译《天演论》 |
| 近代 | 黄遵宪 | "我手写我口"，诗界革命 |
京师与园林地名速查
读《燕京岁时记》《红楼梦》与清人笔记时最常碰到的地方。
| 地名 | 所在 | 与什么有关 |
|---|---|---|
| 琉璃厂 | 外城 | 书肆、碑帖、古玩的集中地；四库馆臣在此访书，士人以逛厂为日课 |
| 厂甸 | 外城 | 春节庙会，琉璃厂一带最热闹的年节集市 |
| 前门外 | 外城 | 戏园、茶楼、会馆与商铺；京剧的观众在这里 |
| 会馆 | 外城 | 各省同乡与行业的会馆数百处，进京赶考者的落脚处 |
| 白云观 · 隆福寺 · 护国寺 | 内外城 | 庙会与定期市集 |
| 古观象台 | 内城东南角 | 清代钦天监观测处，南怀仁制六仪陈列其上 |
| 圆明园 | 西郊 | 康熙赐园、雍正扩建、乾隆大成，"万园之园"；1860年被焚 |
| 畅春园 · 静宜园 · 静明园 · 清漪园 | 西郊 | 与圆明园合称"三山五园"；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 |
| 避暑山庄 · 外八庙 | 承德 | 夏季理政与接见蒙藏王公之地，园中仿江南、庙中仿藏式 |
| 木兰围场 | 承德以北 | 秋狝大典，皇帝与蒙古王公会猎，是一种军事与政治仪式 |
| 盛京（沈阳） | 关外 | 清初都城，入关后为陪都，有故宫与三陵 |
| 十三行 | 广州 | 一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机构与商馆区 |
年号速查
清代一帝一元，年号即皇帝的通称。
| 年号 | 起讫 | 皇帝 | 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
|---|---|---|---|
| 顺治 | 1644—1661 | 世祖福临 | 入关、剃发易服、满汉分城 |
| 康熙 | 1662—1722 | 圣祖玄烨 | 三藩、台湾、尼布楚、噶尔丹；历狱与西学 |
| 雍正 | 1723—1735 | 世宗胤禛 | 军机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禁教 |
| 乾隆 | 1736—1795 | 高宗弘历 | 四库全书、十全武功、一口通商、马戛尔尼；文字狱最盛 |
| 嘉庆 | 1796—1820 | 仁宗颙琰 | 白莲教；和珅伏诛；由盛转衰 |
| 道光 | 1821—1850 | 宣宗旻宁 | 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
| 咸丰 | 1851—1861 | 文宗奕詝 | 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焚圆明园 |
| 同治 | 1862—1874 | 穆宗载淳 | 洋务运动；同光中兴之说 |
| 光绪 | 1875—1908 | 德宗载湉 | 甲午、戊戌、庚子、废科举、新政 |
| 宣统 | 1909—1911 | 溥仪 |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 |
明清之变
与前几页的"唐宋之变""宋元之变""元明之变"连读，可以看出同一门类一路走来的形状。
诗里的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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